二
“我们在认识青年的问题上是有误区的。不仅是对90后、80后，对早年的70后、60后，一开始也是多负面评价。这背后隐藏了一条规则：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踏入社会，都会被或多或少地给予时代负面效应的标签。”中国青年研究所副所长邓希泉如是说。
用最可爱的人来形容生于90后的青年，这样的比喻似乎不太寻常。
让我们暂时从世博园走出来，看看人们印象中的90后一代人是怎样的一个形象。网络上，一些90后少男少女用打火机点燃钞票的照片被曝光公布，引发了更多对于90后的批判和谩骂。一个网民在网络上痛斥90后“没有理想，没有吃过苦，自私自利，幼稚脑残”。在一档红遍全国的交友类电视节目中，一个男嘉宾在描述自己交友条件时特别提到：“我坚决不要90后的女孩，因为90后都是脑残。”在网络搜索引擎上花0.002秒时间就能搜索到500万条和90后有关的新闻，其中很多都是负面和消极的。
这些印象里的90后，和世博园的“小白菜”真的是同一代人吗？是的，是同样的一代。
复旦大学法学专业大一学生钱琲参加完首轮志愿者服务后，在博客中写道：
我们，就是那批天天被骂脑残的90后；
我们，就是那批被说娇生惯养的垮掉的一代；
我们，就是那些在网上被说没有思想的一代；
我们，就是那些每天起早贪黑的小白菜；
我们，就是那些每天累得连话都不想讲的小白菜；
我们，就是那些每天不能吃顿安稳饭的小白菜；
我们，就是那些每天在休息室累倒一片，口水流了一袖管，睡到浑身麻的小白菜；
我们，就是那些经常顶在风口浪尖被指责的小白菜；
我们，就是那些课不能上，别人放假我们站岗，人家复习我们去园区，人家考试我们也考试的小白菜；
我们，只是小白菜而已。
生于90后的钱琲似乎在用她的话语和行动争辩，小白菜并不是人们传统印象里的脑残、娇生惯养和没有思想的一代。
其实，用出生年代去划分和勾勒人群，并非始于90后一代。团中央志愿者部副部长皮钧上个月清晰地为我们回忆了中国的每一次代际划分：
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是真正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的青春岁月是火红的，激情和理想已经成为人的一种本能。他们是最有责任的一代。
50年代出生的人是坎坷的，他们成长在从豪情满怀到无比狂热的时代，狂热之后的沉寂，激情之后的反思，使他们变得深沉有力。他们是最能负重的一代。
60年代出生的人是早熟的，他们成长在价值体系颠来倒去的年代，他们是最早认识到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人。他们之中不乏理想之人，但却更富有实干精神，且手段高强。他们是自强的一代。
70年代出生的人是幸福的，他们成长在科学的春天，张海迪的报告和女排的胜利，成了他们成长记忆中的标志，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和祖国一样有着远大的前程。他们也是有责任的一代。
80年代出生的人是被误读的，他们成长的年代是一个社会深刻变化的年代，他们多是独生子女，所以他们从小就被社会规定为需要照顾和需要教育的一代。其实他们有很多优秀的素质，追求个性，敢于表达，善于创新，也勇于放弃。但是，当人们还没有读懂80后的时候，他们已经和大家站到同一个历史舞台上，很多人已经开始改造历史，并开始决定另外一些人的命运了。他们是最富有创新意识的一代。
那么，90一代呢？
1990年出生的林洋洋打小就跟着父母南下广州。她的父亲在工厂做过搬运工，在公交公司开过汽车，在饭店做过服务员。3岁那年，她的父亲终于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在广州天河区开了一家小餐馆。谈到自己和父辈的差别，林洋洋说：“我爸妈总是说我没吃过什么苦，其实从小到大他们都宠着我，一点吃苦的机会都不给我。”林洋洋觉得自己童年很幸福，小的时候父母几乎满足了她所有的物质要求，“基本上我喜欢的东西爸妈都会给我买，可能这就是我们90年代人的特点吧，物质生活比较丰富。”
梁佳伟也赞同林洋洋的话。出生在东莞的他很小就经历了丧父之痛，但母亲和舅舅的关怀还是让他感觉很幸福。梁佳伟说：“我们没有太多生活的压力，家里经济条件也比较好，没有什么房、车的压力。”梁佳伟的几个舅舅都在东莞开公司，舅舅答应在他毕业以后为他注册一家新的公司来经营。“基本上我身边的同学也都是这样，毕业以后都是进自己家的公司帮忙。”梁佳伟坦言。
1990年中国GDP总量为1.8万亿元人民币，200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3.5万亿元人民币，高速的经济总量增长，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深深影响着199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
李晓鸣刚刚过了自己20岁的生日，父母特意给他买了一辆帕萨特汽车作为礼物。李晓鸣说：“其实车也没怎么开，主要还是放在家里。我同学大都有自己的车了，很多还是跑车。”拥有很多港澳生的暨南大学内，经常有光鲜华丽的跑车进出，但李晓鸣很少把自己的车开去学校，“还是低调点好。”他笑着说。
北京的彭媛媛虽然没有自己的汽车，但冬季的日本游却是她每年的必修课。“冬天的日本真的很美，雪很厚，走在上面嘎吱嘎吱的响。”彭媛媛和许多90后的女孩一样，喜欢自拍，喜欢穿衣服时加点非主流的小挂饰，喜欢上网聊天。她的父亲是北京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母亲则拥有一家规模不小的企业。
和上世纪60、70甚至80年代不同，90后的一代成长在经济急速上升的年代，物质丰富，这样的生长环境也引发了舆论的担忧：物质越丰富，精神越空虚，对90一代的批判和质疑也是汹涌而来。但是，这样的质疑是何曾相似啊？历史一定还记得，60一代曾是迷惘的一代，70一代曾是愤青一代，80一代曾是垮掉的一代。
“我们在认识青年的问题上是有误区的。不仅是对90后、80后，对早年的70后、60后，一开始也是多负面评价。这背后隐藏了一条规则：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踏入社会，都会被或多或少地给予时代标签，更多地表现为时代负面效应的标签。”中国青年研究所副所长邓希泉如是说。邓希泉将这些历史的重复视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中国并非赞扬性社会，而是忧患文化、危机文化，更多是在危机和责备、患难中成长起来的民族。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按照成人世界、或者说长辈们为他设定的道路去走，这是理所应当、责无旁贷，不值得夸奖的。而一旦离开了轨道，或者出现反叛，那就给你贴上种种标签。”
也许还有别的观点来解释成人世界对青年的批判，但面对这样的质疑和批判，90后的青年人总是一脸的困惑：我们90后到底怎么了，大家要这么说我们？
去年暑假，林洋洋参加了大学组织的学生下乡活动，在粤北山区她到当地小学做义工，帮忙辅导孩子们做功课。晚上住在山区招待所，没有电视，林洋洋就和同学一起在宿舍楼下看星星，听树林里的知了叫。她说社会对90后的批判有失公允，“不能因为几个人的错误就把一代人给否认了吧？”林洋洋无奈地说。在父母眼中，粤北的下乡活动让女儿成熟不少。在山区里，林洋洋哭过很多次，都是因为看到当地人生活的穷迫和贫寒。回到广州后，她主动参加了几个义工组织，每个周末都去敬老院陪孤寡老人，去康复中心拜访癫痫病患者。玉树地震中，来自香港的义工黄福荣不幸牺牲，看到新闻的那天林洋洋哭了好久，她说她被阿福的举动感动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做一名合格义工的决定。
5月23日，梁佳伟一个人坐火车从广州来到上海，在安顿好住处后，他直接去了世博园，不顾舟车劳顿，在沙特馆外排队等待了4个小时。在回住所的出租车上，司机半开玩笑地说他傻，可梁佳伟却觉得很值，“我就是喜欢这种旅行，一个人来世博会看看，了解各个国家的风土文化，锻炼自己。”尽管天气炎热，但梁佳伟还是坚持不坐园区公交，走路游世博。在他的话语里，“锻炼”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个词。梁佳伟计划毕业后自己找工作，从最底层的工作干起，“锻炼”到一定程度再接手舅舅给的公司。梁佳伟计划在广州亚运会期间也做一名志愿者，接受“锻炼”，像小白菜一样为每一个到羊城的游客服务。梁佳伟还计划在暑假去一家饮用水公司送桶装水，目的是“锻炼”自己吃苦的能力。那么多的“锻炼”是为了什么？梁佳伟想了想说，是为了自己将来能善用家人给的资助，将企业做起来，让企业成为东莞市同行业里的佼佼者，“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将来做了老板也会多体谅自己的年轻员工，我不会像富士康那样管理员工的。”
彭媛媛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虽然家境优越，但她读起书来也很能吃苦，经常一个人待在学校图书馆，从早到晚都在看书。彭媛媛还有一个小妹妹，是父母从孤儿院领养的，从小到大彭媛媛都很照顾自己的妹妹，什么东西都让给妹妹先吃，先用，先玩。彭媛媛现在也在关注90后的成长，她笑着说：“我妹妹是95后，她们这一代和我们1990、1991年生的完全不一样，不过我们感情挺好的。”
世博园区里，来自复旦的钱琲还在忙碌着。因为每天解答游客的提问，钱琲的园区地图已经给翻烂了。但她也没去问讯处再拿一份，而是用玻璃胶将撕裂的地图一点一点粘贴好。5月5日，钱琲在完成工作返回休息室时遇到一个焦急的中年人，他和76岁的老父亲走散了。钱琲立刻将他带到园区信息中心，陪着他一起发布寻人启事。随后，钱琲放弃了休息，跑到各个问讯站点，将走失老人的信息告诉其他小白菜，请他们帮忙寻找。
钱琲曾听到一个游客感叹说，自己绝对不忍心让自己的孩子来做志愿者，太辛苦了。而她却在这个位置上站了10天，20天，在回顾自己的志愿者工作时，钱琲说：“我觉得有一种品质叫做坚持，就是这种品质让我坚持了10天、20天，甚至可能还要到30天。”
也许有关90后的批判和谩骂还在继续，但这些刚刚成年或还未成年的90后身上，确实有着我们以前忽略的品质和精神。让我们褪去旧有的保守，去好好看看90后的面庞，看清他们的样子。因为，只有更深刻地了解这一代青年，才能更清楚地知道，中国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