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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古与出新--书法创新的当代机遇 ■何昊

发布时间: 2010-08-23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把中国书法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此为标志,中国书法迈上了“输出”全球之路。汉字在汉代完成字体演进的全过程后,审美也步入成熟的自觉期,“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清尚态”,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审美诉求,是“书法”围绕“中庸”这一中华民族核心审美观,所作的或右或左、或激进或保守的审美领域的拓展。以行草为例,历朝历代都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风度作临摹的对象,或是以“二王”的再传人作取法的途径,形成一条完整而清晰的发展脉络。数千年书法传统,看起来似乎是庞大的封闭系统,其实她时刻都与大文化进行着基因的重组,这也是使她延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发展动力的基本前提,是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古”味盎然的作品,也即可以进行学习并再阐释的作品。

  “古”在时间概念上有别于“今”,笔者在此讨论的是审美趣味的“古”,夏商周三代的甲骨文、金文,秦汉的简牍,两汉的刻石,魏晋南北朝的刻石与墨迹,隋唐宋元明清的代表书家及其作品,靡不如此。同是代表书家的董其昌,相较于杨凝式,后者更“古”;李阳冰之于李斯,李斯更“古”……这种“古”的程度的比较,既是同种书体或书风演进规律的自然,更是书法审美与取法过程中的必要因素。

  书法的“古”对应于书法的经典。这种“古”是经过数千年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其质上保持着恒定性,质朴、苍茫、雄强、奇逸、遒丽、端庄、冲和……如此多角度的亮点,掌握其一,足可流芳后世。学习书法的不二途径即是入古,自点画至结体、至字理、至章法、至神韵。每一阶段任务的完成,方能为下一阶段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古代一座座书法高峰的出现,都是接受了苛刻的书法技法磨炼的结果。只有“学而不能者,未有不学而能者”。并且,在书法的入古过程中,学习者在接受技法约束的同时,也在接受着作为社会一分子“人”的磨炼。

  书法的“新”,是有异于既往书风的风格和流派,是“古”这一母体里孕育的新生儿,母子之间维系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新”的书法保持着和“古”的书法若即若离的状态,主体因素是原有的,却又不是原有因素简单的重组或再现。郑板桥的“六分半书”虽具新的面貌,却有违书法创新的本质要求,成为杂糅各种技法的“四不像”,在方法、思想、格调上与同时期的金农相比较,有霄壤之别。入古的艰巨性和出新的复杂性,决定了书法的学习是终身的过程。

  魏晋以来,中国书法发展的脉络在行草书上体现极为清晰,不同时期的书家总是能寻找良好的切入点,实现以“二王”为代表的帖系书风的再发展。“宋四家”苏东坡的《寒食帖》、黄庭坚的《花气诗帖》、米芾的《论书行草诸帖》、蔡襄的《澄心堂纸帖》等都非常精微和传神地反映出对“二王”书法的准确理解,由此才为他们的创新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作为帖学发展的消极一脉,明代中期,台阁体的发展愈演愈烈,这种视法度为准则、代代相习、千人一面的状况,扼杀了其中多数人的艺术才华,渐进演化为实用的印刷体。“黑、厚、圆、光”既不是书法原生的高古境界,更无法达到“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审美功效,长时期流行的“馆阁体”,因为纯工具性的技术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其继续发展、演变的活力。到文字学、金石学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碑派书法的产生和发展,才彻底扭转了以这一时期台阁体为代表的帖系书法未流陈陈相习、基因退化的局面,为书法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天地。

  以1981年中国书协成立为标志,书法“合法”的艺术身份得以确立。并通过展览的持续推进,入展、获奖对作者的刺激,促进了传统书法全方位并有不同深度的再现:书谱风、明清调、写经风、魏碑风、手札风、残纸风、章草风……这些不同书体、不同风格的作品借助对色纸、拼接、幅式、用印等手法的运用,使书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每一时期书风的交臂,总会引来关于“流行上风”的批评,批评的基点是这样“各领风骚两三年”的浅尝辄止,会有伤于书法发展的命脉。但是从实际产生的效果来看,是非常乐观的。具体表现就是:对传统的全面继承、探索个性与共性的最佳或最有效衔接方式,视觉效果的不断探索,工具的有针对性选择。仅就此,即便不能取得与历史相比肩的新高度,也会给未来新高峰的产生埋下伏笔。

  当代书家对“二王”帖系一脉的系统学习,使“帖学”的复兴成为可能。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学习方法由单纯地学某家变为由此上朔;学习对象由言必称《兰亭序》、《圣教序》,转向对二王墨迹的研究;借助于“使转”笔法和碑派书法字构,展小字为榜书成为可能。借助于清朝以来在篆隶书取得的成绩、新出土览料的不断涌现,在金文、小篆、秦楚简帛书、汉简、刻石、摩崖等方面深入研习,在艺术性上足可与清代、民国抗衡。

  楷书方面,当代脱去了唐楷的束缚,对魏碑、魏晋小楷进行深入学习,成效虽不明显,但是对魏碑本质——雄强、厚重、质朴、自然、多姿的认识有了极大提高。以魏碑为中心的碑派书法,代表人物康有为、李瑞清、张裕钊。当下,楷书的困惑较集中地表现在四方面。其一是对唐楷的顶膜礼拜、不敢逾雷池半步,未能及时有效地沿初唐和隋名家上溯至魏晋;其二是直接选择魏碑作为学习对象,造成“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的困状;其三是楷书的表现力、抒情性更多地体现在小楷上,大楷少、榜书更少。其四是楷书如何更好地与隶书、行书相结合,实现审美领域的新拓展。

  简牍自清晚期出现在世人的视野后,最先仅有沈曾植等极少数人对其用功,他们在追求高古气息的同时,意在打通“碑”与“帖”之间的那堵墙,成效虽不明显,却有筚路蓝缕之功。简牍、帛书书体之多样,体势之丰富,非其他任何时期、任何材质的书法表现形式可以比肩。近年出版的《马王堆帛书艺术》、《河西简牍》两书的作品集中体现的精神内髓就是:用笔的丰富自然,结字的变化多姿,书体的原生特质、无限的创造空间。碑书的金石味、厚重感与帖学文人气息、笔墨情趣在这里汇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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