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生是解放以后，新中国培养的艺术家里面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方老师在中国水墨人物画方面的贡献，到现在为止可以说他是最突出的。在我们学画的过程中，尤其是，我是刘文西老师的学生，刘老师对方先生一直是非常的推崇。刘老师对方先生的创作，教学，教学思想，包括办学各方面都非常肯定。他那个年代，因为在徐悲鸿、蒋兆和的体系，把西方的画法，科学的体系引进到中国来，更多地加入了素描，加入了素描就损害了笔墨，这个矛盾大家都知道，这二百年来就是这个问题。像郎世宁，他画的东西也是中西结合的。他也有很强的中国画的特点，但到底还是在明清以后的早期。尤其是在生宣纸发明了以后，水墨的运用，在花鸟山水方面非常充分，但在人物方面，却很幼稚。直到徐悲鸿、蒋兆和体系出来后，（水墨人物画方面）是有所发展的，但总的来讲，它还处于一种初步探索阶段。但到了方增先老师探索的时期，能看到他的轨迹，已经从那种文人画中的人物画，远离生活，远离刻画个性的那种状态中走出来了，方先生在这里，已把中国的水墨，中国的宣纸的运用，更好、更深刻地在现实人物上得到非常好的结合。这点是他最大的贡献。

　　方先生的前期，他在水墨的运用方面，决不次于那些同时代的山水、花鸟画家。他把水墨发挥得淋漓尽致，水墨的品质很高。他的书法、他的线条是一致的，他用水方面继承了齐白石、吴昌硕这一路。实际上他在水墨方面，超过他以前所有的国画人物画画家。比如说任伯年，他虽然画得非常好，但任伯年刻画人物的现实性，现实的一种情节、故事，具体的人物的刻画，远远不如方增先老师。任伯年他在勾画人物的时候，还基本上没有摆脱古代的画法。方先生把素描、解剖、色彩，这些因素都融入他的笔墨中间。他运用得跟山水、花鸟一样自如，形象又刻画得非常深刻，非常地到位。浙江美术馆开馆的头一个展览是方老师的个展，我们去看《艳阳天》插图。画中人物就这么小的脸，却画得非常深入。这么小的脸啊，我都很难想象他画的时候是用多大的毛笔，花了多长的时间。这么小，毛笔怎么样能放得进去，他就能画成这个样子，而且他的水墨的品质一点都不受到影响，发挥得非常好。水墨运用得泼辣、耐看，它的丰富的水墨的效果，发挥得好，他的画往往显得随意。随意了，刻画形象的那种准确度，那种深入程度，那种个性和很强烈的个人特点就随之突显。所以，我觉得在他同时代里面，他也是最杰出的水墨人物画家之一。历史上，在他之前没有人达到这样的高度。即使在今天看来，要么大家都受方先生他们这几个人的影响，要么大量的画家包括现在很有名的一些画家，他们还没有画到方先生的程度，所以我觉得他的贡献，可以说就是空前绝后的。你后来是学他的，但你没有达到他早期那样扎实的写实基础。他学的是文人画的笔墨，学的是素描的一种造型。他在早年是现实主义的，水墨的，写实的一个大家。但是他到了后期，更加地重视传统，更画了一些接近传统的，观念的人物画。这里面最早出现的是《孔乙己》那套连环画，一直到后来大幅的绣像似的单个人物线描，这又是一个路子。这个路子更加接近传统，更加重视用笔，更加重视对造型的一种意象的探索。他的造型稍微离开了写实人物，他的笔墨变得更加纯正，光线、冷暖，慢慢地从他的画里面退去了。在水墨的运用上，用笔的线造型方面，曾有多次地反复。后来还出现了一些大幅的作品，又把过去的水墨调动起来。改革开放以后，他在造型的意象方面的探索，又更加进了一步。所以我觉得后来的那个部分也非常好，但后来的那部分，我觉得他还在变化。他的前期基本上可以画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画得非常圆满。有人说方先生后来画的，在探索阶段的作品不如以前，但是我觉得他只是不同于以前，而不是不如以前。如果他继续沿着他前面那个画法再进行的话，会比较省劲。有很多画家觉得自己已经独树一帜了，就坚持到底，这也是一条路子。像我们刘文西老师，他就坚持到底。但是，方老师在60岁以后，他又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探索，这种探索还没有结束。他开始是把他的水墨先暂时放在一边，去注重线造型，意象造型，就是在造型上面更加意象，表现效果方面更加倾向于线造型。他这个阶段好像也有很长的时间。近几年，他又把水墨拾起来，但是造型不写实了，又画了很多大画。大画的效果怎么样我觉得还有待于进一步去研究。但他显然最早是写实人物，后来在水墨和写实之间找到了很好的结合点，最后他又把水墨暂时搁置起来，进入到一种对意象造型的探索和线表现的结合上，现在又把水墨拾起来，跟他以前的写实造型和意象造型又结合起来，目前大致上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方先生在每一个阶段都非常有冲动，每一个阶段都互相不能替代。而且他是从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向大家认为难度更大的一个领域去探索。现在他把前面的几个方面又综合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完成，好像还在过程中，包括他很大幅的那种画。由于造型不写实了，他在水墨的运用方面，就不是过去的那种明暗。那到底怎么样合适呢？既然形已经变了，那么明暗就不能再存在。明暗再存在的话，和造型就不符合了。造型是一种假设的造型，是一种意中之象，是他自己的一种造型。自己的造型不在现实中间存在，他上面的光影就不应该存在。他的光影是假设的，黑白灰是自己设计的。在这种人的形体中间出现的黑白灰，它不是明暗的情况下大片的画面中间的笔墨。所以，他已经摆脱明暗，摆脱明暗到底怎么样来搭配更好？我觉得方先生还在这上面摸索。他每一张看起来方向还不完全一样。我觉得他的绘画可能还有更大的突破，更大的进展。他前期的画已经在中国美术历史上独树一帜，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后期不断探索的结果将会达到更高的高度，达到齐白石那样的高度，达到吴昌硕那样的高度，那将是方先生另外一个高潮。有人觉得他的高峰过了，我觉得他是在另起一个高峰。到底最后怎么样，还有待于时间去积淀。

　　一个是前期，即《艳阳天》以前的时期。这期间当然有很多经典作品，《说红书》啊，《粒粒皆辛苦》呀，《艳阳天》插图，这是一个阶段。从传统表现，但他又加进结构、构图、透视，这都是西画的功劳，但他的表现效果和后来的有些间距。他的《粒粒皆辛苦》基本上没有明暗，但他的结构、透视是西洋式的。这个画法，我觉得虽然内容很好，画面也很完整，但是人物的水墨，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在追求上，他又是西化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但后期，也就是这两年，尤其是这次画的《昆仑月色》，画中人物背着箩筐，上面有个月亮。月亮，要照过去画的画法，这个月亮是远去的，应该挖一个白的月亮，周围是灰的。但他现在是很粗的两个黑笔，月亮重量就好像要掉下来一样，这其实就是中国的秤盘和秤砣的关系。下面人物很重，所以上面月亮也很重，这就是中国画的一种处理方法。它完全是中国的。他的人物造型很丰满，很饱满，画中人物涵盖着大地的能量的感觉。月夜没有明暗，完全是意象的造型，表现手法上中国化的处理方法，近期作品就是这样。很多人不仔细地思考，以为好像是方老师现在身体不好了，也可能大幅的作品会有体力方面的问题。不！他是要摆脱过去，他还没有到后来那种自由的发挥。可以看到《说红书》的笔墨是那样千锤百炼，可是国画那种即兴性、不可预知性以及自己无法操作的那个水墨大气，在《说红书》里面是看不到的。而后期作品是完全在控制中进行，它有设计感，你看到他上面有败笔，有败笔其实他就是有“趣”。像徐渭，满纸都是败笔，八大山人败笔也多的是。吴昌硕没有败笔，他那功夫太好了，没有办法。但吴昌硕也没有办法画更多的题材，他只画花卉这一类构图，他当然能在不断重复中走到千锤百炼。吴昌硕画的时间短，题材少，而且他画的又只是适应发挥笔墨的，尤其是他那种用笔的题材，而人物画是不能这样干的。方先生后来的画，比前面更多地思考，有的画没有前面的完整，显示出中间试探的一些过程。而前面的那些经典作品，它都是结果，千锤百炼的结果，看不到过程。后来的这些作品，过程感很强、很生动，有一些用笔可能破笔多了一些，但我觉得这才是完整的。哪能每一笔都画得很周到？画得很周到反而感觉是制作的。所以说《说红书》也是很多画拼起来的，一定是这样的。他后来的那些呢，败笔又有什么关系？徐渭的画百分之六十都是。

　　如京剧在舞台上表演，无论是唱还是舞台造型，演员叮咣叮咣地走来走去，最后的那个定足亮相，就是方先生早年的效果。现在这个连过程都有，我觉得更加生动。但是这个最后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无法预料。很难说最后是什么样的，反正现在造型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离开现实，他更加意象。因为在表现的过程中，它的透视、解剖、质量感，都服从于画面了，服从于这个象征的画面了。我和方先生是隔一层了，我没有直接地跟他学画，但是我们在远远地看着。我们分析他的这个过程，他的感觉太好了，他的水墨的质量太高了，方先生的画很有分量，他的用笔还有很多的那种生涩。能感觉到他发力比较大，他用笔过程中力量的那种前行和控制的矛盾处理得非常好。像李可染，他是既前行又控制，但这种控制又显得在上面着力太大。方先生很自然，他这种用笔前行和往后的控制，下力和提升的力量，四面八方他都有牵扯，他控制着。他前行的过程中，不是一路前行，他是左顾右盼的，是各个方面的力量都把他牵制住了，而又还前行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是吴昌硕这个路子下来的，就是这路人的用笔厚，方先生有这个特征。但纯粹画速写出身的人画水墨，条线就画得比较薄，画得比较轻，画得比较冲动，没有理性，没有玩味的过程。画得用笔太快，就是飘的、浮的。所以用墨的时候，有的人画得很透明，但是这个很透明，太透明的话，就没有玩味。正如中国人崇尚“玉”，为什么呢？因为玉，你说它明白它又不明白，你说透它又不透，说不透它又透。而玻璃，它就是透的，它虽然漂亮，但没有玉耐看，没有玉耐琢磨。方先生的墨跟用笔就有这种特色，很厚，很丰富，很耐看，又很滋润。　

　　（陈建鸣采访并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