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画，特别是中国人物画的孕育发展，始于1919年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康有为、蔡元培、陈独秀都提出了变法中国画的思想，认为“近世之画，衰败极矣”。这些是他们在西欧和东洋留学受到感染回国后提出的，但真正落实到实处的当属徐悲鸿，他对中国画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完善改革主张，并在实践上把西画严格的造型艺术移植到中国画中来，解决了千百年来文人画由“竟尚高简”而流于空疏，以致远离现实的弊病。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素描、油画、中国画，无可置疑地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绘画与美术教育中的奠基人地位，是全才型的中国画领袖人物。
蒋兆和是徐悲鸿提倡“写实主义”艺术精神的积极响应者，1942—1943年他在北平完成了巨幅长卷《流民图》，反映了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画面人物与真人等身，形象刻画深刻，气势壮阔，憾人心魄，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物画的走向，他配合徐悲鸿在改革中国画的教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中央美院中国画系在教学上逐渐以素描造型为基础，以笔墨为工具，一时蔚然成风，并影响到全国各大美术院校。半个世纪以来造就了李斛、李震坚、杨之光、周昌谷、黄胄、方增先、刘文西、姚有多、周思聪、吴山明、李伯安等一批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水墨人物画家，他们用作品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水墨人物画中所应有的地位，像黄胄的《洪荒风雪》、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刘文西的《祖孙四代》、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等作品必将载入史册。
关于中国人物画，古人造出了“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形神兼备”等赞美写实作品的词汇，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意识，当我们一旦看到西方的写实主义作品，便会怀疑这些词汇的可靠性，任你读遍历代名家人物画，也难寻到“传神阿堵”之中的神情，从顾恺之到任伯年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
但是，中国水墨人物画有其自身的面貌与特点，如果中国水墨人物画一旦达到几可乱真的地步，那便丧失了中国水墨人物绘画的精神要义，真正能打动人的艺术，不是那些纯写实和抽象的东西，而是二者不同程度的结合所产生的作品，中国水墨人物画恰恰注意到了这一点。
中国水墨人物画发展到“文革”期间，便走进“框框”里去了，虽偶有好作品出现，如《说红书》、《矿山新兵》等，但总觉得被套在一个框子里。改革开放之后，世界一下子变小，画家的目光开始远射，多元体的绘画形式应运而生，总而言之大繁荣带来了大混乱，五花八门的怪词汇、怪绰号不绝于耳，带有“王”字的大旗此起彼伏，看似逐鹿中原，实则有枪就是草头王。不管颜面、不顾地位、更无自尊的你刚唱罢我登场。“国画大师”、“著名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的桂冠满天飞，他们拉拢关系、收买舆论，连欺世盗名之辈也博了个名利双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物欲大于精神、自我高于英雄、实惠多于信仰、经济价值错位、伦理道德沦丧，应该说是社会整体精神的失落。
中国水墨人物画经过“新潮美术”的起落，“新文人画”的兴衰，商品美术的消长等，体味了个中滋味。有一部分人在新世纪到来之后，反思了中国画的方向问题，重新走入正轨。
尽管如此，当前我国水墨人物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创作雷同现象十分严重（当然也包括山水画、花鸟画），就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许多画家都饱含激情奋笔直书，然好作品实在不多，众多作品几乎都是图解式的，其震撼力没有超过摄影作品，与三十多年前唐山大地震周思聪创作的《人民和总理》真有天壤之别。这是整个团队失败的悲哀。
现时的中国水墨人物画，确切的讲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人体被逐渐“物化”，将人体任意肢解、任意抽象、任意丑化，并有部分人将污蔑了自己民族的形象推到国外去，与一些反华政客遥相呼应，这与昔日帝国主义侵华时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无甚区别。还有一部分画家，基本功不够扎实，为了走捷径，便选入了最新锐人物画家的方阵，这一方阵所引导的水墨人物画已偏离了写实的价值判断体系。他们没有正确的道路，没有正确的方法，没有坚韧的毅力，缺乏对时代和思潮的理解，缺乏对自身的认识，朝三暮四、浅尝辄止、人云亦云、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正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想欺骗别人，最后欺骗了自己。连所谓的一些大名头及各协会的部分负责人也都瞄准了“孔方兄”，使自己原本还看得过去的作品已逐步趋于商品画。
就目前的中国水墨人物画创作状况来看，能沉下心来观察生活、思考社会的作品不多。人物画是完全以人为表现对象的，人物画寄托了画家对人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体现人在社会上的生活和精神的存在，人物画与时代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它反映了作者所处的时代及被描写的对象的精神面貌和风土人情，也反映了画家自身对所处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使读者看画便能触摸到社会的脉搏及观察到时代的特点，并使读者读懂其被刻画人物的阅历、思想及至行为，让人物的内心世界表露无遗，这是人物画作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