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对世界、对中国，解体已整整二十周年的苏联仍然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巨大存在。只是，它现在已经被涂抹上太多意识形态的油彩，以至于很难看清其真实面目所在。本次受访的金重远教授是历史亲历者，曾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留学苏联，我们所希望的，是本次访谈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还原一些历史细节。
关于苏联，现在各种倾向的意识形态化描述太多了，您留学那些年对苏联的观感如何？
金重远：我在苏联待过五年，1954年到1959年作为大学生在那里读书。应该说，我们大学生的外语水平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要高一点，因为我们入学考试都是口试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大学生都比较自由，使馆工作人员出来要经过苏联外交部批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超过那个范围是不行的。所以他们的活动是很受限制的，钱其琛那个时候在管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我们就给他租了一所房子，当临时居所。我们当时是比较自由的，苏联社会什么样，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看比报纸上说的要真切一些。我现在读我们这里写苏联的文章，觉得像又不像，原因就在于太过意识形态化了。
先说物质生活。我看到的苏联社会是非常平静的，没有罢工，更没有反政府的游行示威。我想，这固然有压制的因素，但也因为人民有吃有穿，人人都有工作，普通老百姓有这个条件，他就满足了，不会要求再多。后来苏联不是解体了嘛，物质生活一度很困难，人们回过头来看，过去还是很少发生没有面包这种情况的。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就是说让大家都有个日子可以过过的。当然，苏联的物质生活是有一些缺陷的，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这些地方，肉蛋类的供应非常充分，绝对不会缺少，但在比较偏远的地方，生活必需品断档的情况是有的，当时它是计划经济，东西拨来拨去，一会儿从列宁格勒拨到莫斯科，一会儿从莫斯科拨到列宁格勒。
我去的时候，赫鲁晓夫刚刚上台，他还要经过一番权力斗争，才能站稳脚跟。《上海书评》最近不是登过一篇文章，讲赫鲁晓夫在1957年很得意吗？我就亲眼看到他是怎么得意的，确实当时的基本物质生活是有一定保障的。像我们这种经历过1949年结束内战的人，到那里一看，北京的大街上当时都是马车、马粪，苏联街上跑的都是小汽车——苏联国产的拉达啊，恰伊卡啊，海鸥啊，莫斯科人啊——没有外国货。苏联的物质生活没有那么的好，但的确是有一定保障的，这个我必须先说清楚。这也算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解吧，大家有饭吃，人人有工作，这不是社会主义吗？
苏联经济光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好，但到了七八十年代就停滞了。
金重远：俄罗斯有一位政治学家说，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就像一架飞机，燃料用光了，靠惯性在滑行，整个社会缺乏动力。这是因为体制出了问题，该变动的时候它不去变动。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首先就是贫富差距，有地位的人——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差距太大。譬如说，列宁格勒大学的校长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辆小汽车，普通老百姓没有这个条件。但是，苏联政府也在想办法让普通老百姓能够过日子。因为连年战争的缘故——二战死了两千七百万人，苏联严重匮乏男劳动力，要靠女劳动力。西方国家的人到苏联看了之后，就批评苏联不人道，让妇女干苦活，冬天街道上扫雪的人，一看都是妇女。但是你叫它怎么办呢？它没有男劳动力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妇女退休后，就安排她们扫雪、修花圃，而且和政治相结合，在花圃上修剪出什么“共产党万岁”、“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建设者”这些字出来。这些退休老太太生活条件都比较差，就通过这种办法让她们有活干，然后给她们一定的补贴。
拿我们留学生来说，我们每个月有五百卢布。住宿的条件当然是比较差的，三四个甚至五六个人住在一起，但一个月只收你十卢布，每十天帮你换一次被单，管理非常严格。吃饭呢，大使馆有规定，要把伙食搞好，不能把身体弄坏，我们每天的伙食费是十二卢布，那是吃得很好的，从早到晚都可以在外面吃，要是自己在寝室烧烧弄弄，就更便宜了，剩下的一百多卢布就拿来买书。不要说当时我们觉得好，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也觉得还过得去，不是什么饥寒交迫的情况。后来中国和苏联吵架，苏联骂中国是“清水大锅汤”，我们就反驳他们是“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这是赫鲁晓夫说的。
您在苏联留学那几年，正好也是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之时，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来说，这在当时很难接受吧。
金重远：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主要是把斯大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肃反时，特别是卫国战争时犯的错误都抖了出来，讲得比较坦率，苏联老百姓都不知道，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当时是不让我们这些外国人听的，后来是因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纽约时报》都登了，而且苏联方面开始允许部分地向外国留学生传达，我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这件事情，不要说我们中国人，就连苏联方面一般人的情绪也是抵制的，很多苏联同学不理解。记得有一个男同学听到之后，回到寝室就嚎啕大哭，他说：“我一生的希望、理想就寄托在斯大林身上，现在斯大林这个样子，请问我以后还怎么活下去呢？”还有一次，上政治课的教师——主要是讲苏共党史的——在课上大骂斯大林，有一个女同学马上也哭起来，她在课后说：“你们不要脸，斯大林在的时候你们把他说得那么好，斯大林不在了你们把他说得那么坏，你们到底有一点原则没有！”苏联同学夏天都要劳动，就是去中亚细亚挖土豆什么的，我一个同学从那儿回来以后对我讲，“我们到了中亚细亚真是畅快得不得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到那儿以后就可以放声唱歌颂斯大林的歌了。”所以，我觉得赫鲁晓夫指出斯大林的问题是可以的，但操之过急，毛毛躁躁，在老百姓当中也引起了反感情绪。
第二个是政治上的原因。上层和下层的隔阂太深。我在苏联待了几年，最深的一个体会是，要办事，不能找下面的小角色，直接找头头才行。大概是1957年的时候，我们一批留学生要到列宁格勒去住宿，中国留学生会派我去跟苏联人打交道，争取他们派汽车到火车站去接留学生。找了一圈底下的人都没用，于是有人说，你去找他们站长。那个时候我胆子也大，就直接过去了。那个站长满身都是勋章，显然是经历过卫国战争的，他说没问题，他派个车过去。这个问题看历史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是直接送武器还是卖给中国，这是要谈的，但跟下面的人谈没用。有人跟周恩来说，你直接找斯大林谈，一谈就成功。当然武器不是全部送的，有部分是低价卖的。所以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很严重的，列宁去世前写的文章已经很着急了，说过去俄罗斯的等级特权又回来了。
第三个是与西方的军事对抗压力实在太大了。苏联国内生产总值最高时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七十，但军备开支和美国是一样的，活活被拖死了。
还有一个是和中国的矛盾。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四十万，发展到最后直接打起来了。这个矛盾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苏联的理论体系从此不能自圆其说了，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发生矛盾，这实在说不过去。他们想出的说辞是，中国是存在着的社会主义，但不是行动中的社会主义。用美国人的话概括就是，有两个因素出现，苏联必然垮台——当每一个苏联青年都想往小汽车里面钻的时候，当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垮台的时候，苏联就完了。当时苏联和南斯拉夫吵，美国人就已经在鼓掌了，但南斯拉夫太小，掀不起什么波浪；和中国吵的时候，美国人高兴坏了，后来基辛格不是讲嘛，当时他的皮包里面装的全是中苏论战的文件，他一直在想怎么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始终无法调和中苏矛盾，勃列日涅夫上台也还是没有办法弄好。改革开放后，我在美国遇到一些到过苏联的左翼史学家，他们说，到莫斯科苏联人都在叹气：“我们跟中国搞到这种地步，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