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之前，首先有必要对所谓的“当代艺术”进行一个简单的界定。“当代艺术”这个概念至少目前在国内理论界的使用是十分混乱的，有人将其理解为时间概念，也有人将其理解为审美概念，但无论是哪种理解，大都是参照西方理论体系而架构起来的。在笔者看来，界定“当代艺术”，既不能仅凭其“当代”而获得合法性，也不能仅凭作品的形式、题材等就具有合法性，最重要的在于艺术家是否富有批判性和创造性地通过艺术媒介关注时代精神的根本性转变、反映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并敏锐地表达对社会、文化的态度，触及人性和社会文化本质。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两个意识，一个是批判意识，一个是问题意识。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社会正进入到一个空前复杂地交织着多元文化因素的状态，整个社会正潜在地不知不觉地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文化变异和转型。在现实社会中，人往往被物化成一种商品化的存在，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贴上了“待售”的标签，参与到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当中来。这种变化已经影响到当代艺术的生产机制和面貌，“符号”代替了“思考”，“身体”代替了“精神”，“瞎闹”代替了“深刻”。正如哈贝马斯曾经著名的论断：随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批判意识将转化为消费意识。80年代的批判风潮如今已经逐渐淡化和弱化，在消费文化和市场主义的裹挟下，作为艺术作品的物性和艺术家的人性逐渐丧失，这个由物和人所构成的世界的关系变得混乱和扭曲，其中主要的表现就是艺术世界内部虚伪主义、技术主义、商业主义的盛行，批判意识和问题意识的淡化和虚伪化。如今大量的当代艺术作品有的过于陷入个人小天地、乌托邦幻想的狭隘，有的显得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假思想、装深刻，本来无意义的思想和作品常常被艺术家和某些批评家玩转成富有深刻思想和观念的符号，使某些伪艺术家大行其道，混迹于各大双年展、美术馆、著名画廊、拍卖行、大众媒体，有些甚至成为艺术暴发户。在商业文化的鼓动下，艺术家的作品大多为利益而书写，并与商业和资本合谋塑造艺术市场的畸形繁荣。然而，诸如此类的表现也恰恰暴露了当代艺术思想深处的奴性。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无批判和假批判已成为一种新的特征，以其矛盾性的存在显示了当代艺术家在后殖民时代的困窘和危机。当代艺术亟须冷静自审的批判意识的参与！正如萨义德所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原则感召时，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艺术家的创作就应该敢于面对其所在的社会生活、人性、情感、道德等的种种腐化问题，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加以创造性地进行批判，把自己从惯常的思维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作品找到一种批判的站位。事实上，批判也往往具有一种建设性，因为它从反面坚持了某种类似意志的东西，艺术家以自己的血性、良知和思想反抗现实的过程其实就是建设一种更完满、更美好的现实的过程，而且这种过程常常更能感动和影响观众的艺术接受和审美感知。不论这种批判是否正确或得到明确的支持，这种意识都将构成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贡献，有其价值和意义。

　　当代艺术还要有问题意识。什么是问题意识？这个概念在教育界研究得比较多。在我看来，所谓“问题意识”就是人们以一种质疑索解的态度审视主客观世界的一种思维，敢于寻根究底，发现新问题，提出问题。伽达默尔曾说：“研究的主体和对象实际上是由探究的动机所构成的。”也就是说，对象是由问题建构的，因此是否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是否有因问题而生的创作对象和审视对象的独特视角就成为艺术创作得以展开的基础，这也是艺术创作能否有所新发现和具有意义的前提。作为具有先锋性、实验性和批判性的当代艺术应该承担发现和提出社会本质问题的任务，发现和提出问题应当是当代艺术极为重要的一个品质。当代艺术不是某种风格的抄袭，不是某种技术的模仿，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复制，而应该是艺术家根据他们对于生存环境和社会生活、内在感性和理性的理解，经过认真反复思考带着问题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在作品中呈现出来，创作的过程就是问题意识的酝酿和建构过程。当代艺术创作不是对现实和现象简单的迁移，而是从已经呈现的现象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虽然这种方式只是提出一种思路和个人化的理解，很难构成对现实的实践影响，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本身，但是它有利于产生一种对话机制和接受机制，让观众在审美接受中能够产生思考或反思。

　　在某种程度上，当代艺术就是批判和问题。批判的过程就是不断对话和反思传统，建构和完善当代艺术的过程，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过程就是不断让当代艺术产生新价值、新意义的过程。当代艺术作品应当成为批判和问题的媒介！

　　（作者系湖北美术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