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北大、清华，还是广西师大、南京师大，我们都应当成为有胆量、有硬度的大学，并因此而成为自尊的大学。你不自尊，别人便不尊你。没有基于这一原则的脊梁，大学根本就没有培养创新人才的资格。因为创新人才的基本特征就是不依附，拒绝威权。”

    前不久，在纪念广西师范大学80年校庆所举办的“高校与社会：高端人才培养的责任与途径”论坛上，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吴康宁教授对当前高等教育问题的针砭发人深省。他呼吁，只有社会上出现更多有灵魂、有眼光、有胸怀、有脊梁的大学，才能真正为创新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坚实土壤。

    大学不能盲目地满足任何社会需要

    “社会建立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吴康宁问道。

    建大学当然不是为了让一群教师通过在大学教书来解决饭碗问题；也不是为了一群学生通过在大学里读书来找朋友解决工作问题。社会之所以要建立大学，是想要大学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既然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社会需要，那么我们的大学究竟要不要满足于社会需要？

    在吴康宁看来，社会的现实需要是多样的，大学不能盲目地满足任何的社会需要，而是应该把引领社会进步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并且在这一前提下来审视社会的需要。“如果说社会需要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引领社会进步是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动力。”

    吴康宁经常听到一些教育界的人抱怨，在社会的外在压制下，我们的教育显得非常弱势，那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社会这一简单的道理。明天的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高等人才资源来源于今天的大学。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大学其实是非常强势的，因为未来社会的趋势就孕育在今天的大学中。

    虽然道理是这样，但并不意味着大学一定能引领社会进步。吴康宁认为，如果我们的大学所生产的是一些陈旧的知识，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庸人、贪名逐利的邪人、趋炎附势小人的话，那大学不仅不能引领社会，反而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帮凶和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社会的美好与丑陋，公平与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大学教育。“因此，大学必须有灵魂，必须有一种坚定的理念”。

    学校要为教师创新中的失误埋单

    每个学生都有创新的天性。但学生间也是千差万别的。这意味着创新人才的工作绝对不能千篇一律，而应该因材施教。

    吴康宁相信没有因材施教，创新人才的培养绝对不能取得实际性的成果，这就意味着学校必须鼓励教师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在不违背法律、不违背道德的前提下应该放手让教师自行去探索，让教师与学生一起进行探索。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在学校工作期间15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但这本专著自1971年问世后，便成为二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当罗尔斯讲完一学期课后向大家告别时，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为他的学术精神鼓掌。设想一下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一个大学教师在15年间都不发表一篇文章的话，可能早已没办法在学校里待下去，更不用说培养创新人才了。

    吴康宁建议，应当把教学的自由权还给教师。教师也有创新的欲望和创新的潜能，学校要把教师的创新潜能发挥出来，就应该解开套在教师身上的枷锁，废除不合理的评价制度。把教师的思想、活力都解放出来，使他们毫无顾忌地投入到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中去。

    “教师的创新培养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创新过程，要相信教师，鼓励教师，支持教师，并且要为教师埋单。”吴康宁说，教师在实施创新教育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缺点、失误，学校要为这种失误埋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胸怀。大学必须有这样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

    依附现象严重地影响着创新人才的培养

    让吴康宁感到特别担忧的是，今天中国的大学普遍存在一种依附现象，而且这种依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

    “大学对于权势的依附突出表现在对于政府部门、政府官员普遍的言听计从，亦步亦趋。有些大学甚至就像政府部门手中的机械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是落实政府部门的通知、指示、要求。”吴康宁打了个形象的比喻：现在我们的政府部门很像不知劳累的工程师，他们不断地完成一项项工程，而我们的大学就像一支疲惫不堪的工程队，完成一项工程立刻就赶向另一项工程，大学校长很像一个工程队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大学怎么能认真的探索，怎么能有正确的理念、合适的方式来培养创新人才呢？

    吴康宁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约束。政府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权、资源分配权和等级区分权（就是通过各种评估来等级区分），集举报者、监督者、管理者、调控者、评价者于一身，形成对大学超强的控制，导致大学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办学主体。学校的任何改革和发展都必须在政府部门规定的轨道上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进行，不能有任何的出轨或出格。否则学校的资源和机会就会被剥夺和削减，学生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大学不是自己在办学，而是政府部门在办学，是政府官员在办学。所以，大学必须从这种依附状态中挣脱出来。”吴康宁表示，他所讲的是依附，不是依靠，不是寻求外部资源的支持。他认为大学获取这些办学资源的途径，应该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凭借自身实力的展示、声誉的证明、诚意的感召以及政治的呼吁。

    “只有拒绝依附，我们的大学才能成为有胆量的大学，有硬度的大学，才能算得上是一所自尊的大学，这样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才有希望。”吴康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