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时间刚跨过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更深层次的进步，1992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的文章，其中说到“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这已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在当前，改革开放的胆子应该再大一点，改革开放的步伐可以再快一点。这样，经济发展的步子就可能更快一些。”而在这之前的几天里（1月18日—21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并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这年一月，成都市武侯区文化广播电视局收到了西蜀艺术公司提交的“关于举办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报告”，这份报告的特殊性在于它打破了过去由政府主办展览的“规律”，而由企业投资举办展览。2月22日，西蜀艺术公司收到了成都市武侯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同意举办“广州双年展”的批复文件。
1992年3月1日，“90年代艺术双年展组织委员会”向吕澎颁发了聘书，其内容为“特聘请吕澎为我广州·90年代艺术双年展艺术评审委员会艺术主持，聘期自1992年3月1日至1992年10月30日。”从此吕澎以“艺术主持”的身份，开始了他的“广州双年展”操作。8月18日，“广州双年展”组委会在广州江南大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深圳市东辉实业有限公司总裁陈显旋与西蜀艺术公司总经理罗海全共同签定以100万元人民币购买“广州双年展”27幅获奖作品的合同，而此时该27件获奖作品并未评出。8月27日，《羊城晚报》在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继房地产、股票投资的又一热点”为题，介绍了“深圳市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用100万元人民币购买下‘广州双年展’27件获奖作品”的事件以及“广州双年展”。“广州双年展”总策划在接受该文章记者在采访时说道：“在90年代中国加速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着手探索和建立符合国际操作惯例，由中国人确立评判标准的艺术市场是顺理成章的事。把艺术推向市场，是商品经济条件下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可取途径。”而在深圳市东辉实业有限公司100万购买获奖作品前的7月份，“广州双年展”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吕澎仅有的7000元是借来的，且已经用掉了4000元，而这时批评家们很快就要到广州参加评奖，仅差旅、酒店等费用便需要几万元。
1992年，以王广义、魏光庆、李邦耀、杨国辛、任戬、舒群等湖北艺术家群体，构成了中国90年代波普艺术潮流初期的主要力量，他们的作品在“广州双年展”上将波普艺术作了全面的推广——有两件作品分别获得“广州双年展”文献奖和学术奖，两幅获优秀奖，四幅获得提名奖，致使波普艺术获得了广泛的影响。而在之后1993年初的“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中，展览的作品被分类成六部分进行展出，其中一部分便是“政治波普风”。在“广州双年展”中获得文献奖及5万元奖金的王广义开始了新的体验——花1300元住四星级酒店——这招致了部分其他艺术家的极大不满。与此相似的是，强调艺术与市场、金钱结合的“广州双年展”在其“奉告”发出后便招致了种种的非议与骂声，栗宪庭更是在华南植物园的研讨会上落下了眼泪。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艺术家开始越来越关心市场，市场化的企业投资也越来越多的开始参与到艺术展览活动中。市场开辟了另外一条有效的艺术发展之路。
伴随着这些历史的“花絮”我们能更好的理解“广州双年展”——一件在当时饱受争议的事情，但正是这种“争议”给出了历史性的选择。
2006年的暑假，我开始正式接触“广州双年展”——协助吕澎老师整理“广州双年展”的资料，与此同时，我更是有幸地参与到了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校对工作中，使得自己在宏观上了解了这一展览。2007年3月，以“广州双年展”为主题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整理“广州双年展”资料的工作有了阶段性的成果，之后虽然在论文的文字数量上并没有大的增加，但我没有停止对“广州双年展”及其问题的思考与关注。2007年中，吕澎开始组织“当代艺术生态研究”丛书，对“广州双年展”的历史考察也被纳入其中，这便有了今天读者所看到的文字。
在整本书中，分三个章节对“广州双年展”做了以“艺术与操作”为书名的历史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艺术家生存状况写起，全面介绍了“走进90年代”前的基本艺术背景；第二部分着重从申办“广州双年展”、“广州双年展”的命名、宣传、操作特点等方面全面的介绍了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称谓的“广州双年展”；针对“广州双年展”中批评家关键作用的体现，我在第三部分中从出版物《江苏画刊》、《艺术·市场》谈起，通过“批评家‘出场’”、“批评家与市场”、“批评的另一形式：策展人的产生”等主题介绍了批评家在推动艺术市场方面所做的努力与起到的作用，并梳理了从“星星”美展至1993年批评家工作的概况；在第四部分中，针对“广州双年展”的艺术市场与操作做了其产生语境的梳理；在“第二届‘广州双年展’”部分中，重点梳理了艺术主持、批评家对首届“广州双年展”的总结与反思，及所提出的相应的策略；最后以“一个时代的到来”为标题作为该书的结尾，这个时代是多重的可能是“Biennale时代”、“艺术市场时代”、“艺术操作时代”或者是“策展人时代”，无论如何，正如吕澎所说过的那样“艺术市场的建立本身不是目的，这不过是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需求艺术健康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已”；在该书的第七部分，我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广州双年展”的进程做了以具体时间为线索的梳理，它既可以为我们更好的理解1992年前后的艺术史提供线索，也为我们更好的了解“广州双年展”的操作提供了基本的上下文；同样的，我将“广州双年展”所涉及的合同放在了附录部分。
无疑文章写作上的偏重是无法避免的，正如论文的题目——艺术与操作——所体现的，笔者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对展览的操作及所处时代的语境较有侧重，而对展览的作品、作品风格并未做过多涉及，历史就是这样，需要人不断地去书写和修正。
2007年，吕澎处的“广州双年展”资料已全部捐赠给了香港的“亚洲文献库”，供研究者永久查阅。这种魄力与态度令人敬佩。另“亚洲文献库”拥有优越教育背景和阅历的杜柏贞女士也在做“广州双年展”的研究，望其著作能够弥补本书在“广州双年展”研究方面的缺陷。
能够完成本书与我的导师吕澎的支持、指导和鼓励都密不可分，这种感谢也是言语无法表达的。他所持有的“广州双年展”资料的全盘提供是写作本书的基础，提供资料的还有黄专、肖全、舒群等老师，在此一并致谢。在文章的修改、校对中王娅蕾都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支持与帮助。最后还要感谢湖南美术出版社及该书的责任编辑孙平、曹勇；设计吴午华，感谢你们的指正与辛苦的劳动。
 
 
 
 

蓝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