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卓越的当代美术史论家，著作填补研究空白
他撰写文字千余万，堪称真正的“著作等身”
他师承黄宾虹，是中国书画正脉的学人
在这个时代，很难想象有王伯敏这样的人存在了。
30岁那年，他立志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为了不分心，他一把拉断了自己钟爱的七弦古琴的琴弦。
58年后，这个曾经情趣盎然、多才多艺的先生，成了不会种花，不会弹琴，不会游泳，不会打牌，连自行车也不会骑的“枯燥”的人。
那他的人生都留下了些什么？
自1950年至1999年的50年中，王伯敏编著的出版物计43种，发表论文近200篇，总字数在千余万字以上。
这一千多万字，按照图书装订的本数计算，共70余本，堆起来，相比他1米65的个子，是实实在在的著作等身。
去年的大半年里，王老在医院里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但由于两岸《富春山居图》合璧，王老一下子被公众所瞩目。因为在《富春山居图》的研究领域，王老绝对是权威。
今年，情况有所好转，王老回家住了，但动作越来越慢，还健忘起来，常常想不起来要写的字，甚至会写下错别字。
唯一保留的习惯，是时时阅读。他总是要拽一本书在手里。有时候，整夜整夜的失眠，吃药都不管用，看看书，便睡过去了。
采访反复准备，拖延已久。长子王大川很是担心，一旦触碰回忆，王老便会如孩子般激动起来，而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能激动。
所以，很感激有这样一个上午，在王老自己命名的“半唐斋”里，坐在他的脚边，抬头望他。
他的衬衫很白很白，脸颊依然洁净光滑。离得这样近，是因为昔日谈得一手好琴的王老，双耳已几乎失聪。
1小时9分41秒。我们的这一次对话，以“半笔谈”的方式完成。
采访结束时，王老的太太拄着拐杖，过来探望。王老突然讲起：“老太婆啊，你也没有用了哦。刚刚温岭解放的时候，你跟游击队上山，歌咏队歌儿唱唱，现在，都80多岁啦。”
告别时，王老一个人站在书房门口，若有所思地低着头，很久很久。
本报记者 林梢青 实习生 徐珊
人物名片
王伯敏 美术史论家、画家、诗人。1924年生，浙江台州人，别名柏闽，笔名田宿蘩，斋号半唐斋。
王伯敏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美术史学科研究领域的杰出带头人。他所撰写的《中国美术通史》等六部美术专史，把我国美术史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填补了我国以至东方美术史研究的空白。全国美协推其为“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并授予其“终身成就奖”。
我到现在都不会骑脚踏车，不会游泳，不会抽烟，不打老K，因为时间都放在研究美术史里了，以前人家都叫我“老学究”。
记：当初为何选择研究美术史？
王：先说说我的家庭吧。
我有两个父母亲，生我的父母亲是讨饭的，他们把我卖到地主家里，地主父母养育了我。
很小的时候，我宗兄就给我讲《画史》，我兴趣浓得很。
1947年我考到北平艺专读研究生，徐悲鸿既是校长又是班主任。
当时我非常苦恼，是学画还是学美术史。
唐兰（文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先生告诉我两句话：“鱼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我若上市见熊掌，必舍鱼取熊掌。”
我就先取熊掌。画家多，搞美术史的人少，而国家需要美术史家。经过仔细考虑，我决定下来，搞美术史，兼学山水画。
这个是1948年的事情，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停止，60年如一日。
我学画画不是主要的，但因为我搞的美术史人家都知道了，所以也都知道了我的画，这个我是讨了一点便宜的。
记：为了研究美术史，您几乎荒废了自己其余的爱好。
王：30岁前我有很多爱好，喜欢读书、画画，还会弹琴，吹箫。
30岁时，我到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任教，决心研究中国美术史，时间算算用不转。
老天爷一天给你24个小时，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弹琴、搞音乐要占多少时间？那美术史的书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年轻，人简单，热情也高，只好把其他的都去掉。
我有一篇文章叫《无弦琴》——我有一把七弦古琴，已经无弦，悬挂在我的套房，近60个年头。
30岁下决心研究美术史后，我就痛断琴弦，从此将它悬挂于角落。
我花不种，琴也不弹，所以我这个人，以前人家都叫我“老学究”。我到现在都不会骑脚踏车，不会游泳，不会抽烟，不打老K，因为时间都放在研究美术史里了。
我经常上午到徐悲鸿校长那里，听他讲意大利文艺复兴，讲佛罗伦萨教堂的雕刻与绘画，下午又到黄宾虹先生那里，听他讲“乾笔”、“皱擦”。
记：您亲历如此多名师，能谈谈与他们相处的经历吗？
王：我19岁时，从温岭县立中学高中部辍学，在乐清担任美术教员时，与夏承焘（著名词学家）先生成为同事。
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学生就请他来学校里讲课。那时候我喜欢读书，就常去找他。
记：哪位先生对您的影响最深？
王：黄宾虹我是正式拜过师的，他对我影响比较大。他主要是教我学画，以前画画专门有拜师，学美术史没有的。
1947年，有一天，我斗胆向黄师母提出来，想跟黄宾虹先生学画。
师母说，“这么多年头了，老先生还有什么收不收学生的，你高兴来走动，就来罢。”
我觉得师母似乎已经替黄宾虹先生答应下来了，就与师母约定拜师日期。
当时，我的好朋友黄震寰替我借来一条红地毯，又替我买来一双大红蜡烛，两块绸衣料。
那天，我们雇了部人力三轮车，前往黄宾虹先生府上。
一进门，黄师母就迎了上来，黄老先生像以往一样平静地坐着，但是面带笑容。
黄师母一边沏茶，一边说，“抗战胜利了，时势作新了，还点什么大红烛，不要拜了，老先生也说不要跪拜，磕个头就好了，算是一老一少有个缘分。”
我经常上午到徐悲鸿校长那里，听他讲意大利文艺复兴，讲佛罗伦萨教堂的雕刻与绘画，下午又到黄宾虹先生那里，听他讲“乾笔（画画中的一种笔法）”、“皱擦（一种画法）”。
记：中国美术发展到今天，您如何看待今天的画坛？
王：目前中国画处于竞走时代，竞走不是竞争，而是各走各的，互相走不通的，是多架立交桥。
各自带“帽子”，你是非现实主义，你这个又是什么派别。
走走走，走到一定的时候，它总是有规律，到最后水到渠成，跳出来的便是大家。共识的大家，便成为大师。
记：您觉得，出大师还需要多少时间？
王：至少要到21世纪上半叶之后，差不多五十年以后。
20世纪的已经跳出来了，齐白石、黄宾虹，大家都没有异议。像徐悲鸿和刘海粟，两个人互相不服气，吵得很厉害，但这两个人也还是逃不掉。
现在不行了。像刚刚去世的吴冠中，还是有争议，所以真正的大师，他的确立是水到渠成的。
有一篇文章写我，说是《忙人读闲书》。战争、鬼怪这些我都看，“放脑子”，休息一下。最近看的书里，鬼怪也有，特种兵都有，像《兵王》（一部网络小说）。
记：现在听力不好，会受到困扰吗？
王：以前我还喜欢听听音乐，现在两只耳朵聋了，看的电视都是无声电视。
人说，耳不聪，耳经通。就是说，耳朵聋了以后，主要靠想象。异想天开，这“天开”啊，没有异想是不行的。
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有顺风耳、千里眼，现在不是都做到了？嫦娥奔月，现在不是奔月啦？
现在还要想下去，这就叫做耳不聪，耳经通。
记：听说您很喜欢看闲书，把《盗墓笔记》看完了。
王：有一篇文章写我，说是《忙人读闲书》。
战争、鬼怪这些我都看，“放脑子”，休息一下。最近看的书里，鬼怪也有，特种兵都有，像《兵王》。
记：您还有什么心愿？
王：心愿……（迟疑许久，在纸上写“心愿——活动，相生相克”）
光是心愿不行，要有活动，它们相生相克。
一个人必须要读书、行路、思考。我有一首诗叫《书剑长随》，书么，就是包括读书，剑么，就是身体锻炼。
我现在活到近九十岁了，是因为我以前身体很好。我读中学时，县里运动会撑杆跳得第一名的，爬山也会，我八十岁还能爬山。
现在不行了，一点也不行，拿本书也弄不动，都是他（长子王大川）帮我搬的。我现在老了，都是在那边想象、假设了。
王冬龄，兰亭书法社社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王伯敏先生是我的师叔，他与我的老师林散之先生同为黄宾虹先生的弟子。
在我考浙江美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书法系研究生之前，林散之先生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王伯敏先生，由此，我与王先生结缘。
王先生与黄宾虹先生的感情极为深厚。他自己有这样高的成就，还始终不遗余力地梳理黄宾虹先生的学术成果。
王先生是中国书画正脉的传承者与开拓者，是真正的学者通人。
如今的王先生已然是一位通儒，除了在美术史上成就超然外，他在诗词、绘画、书法等各方面都有所成，传承了传统文人之风。
因为胸有丘壑，又在黄宾虹先生身旁耳濡目染多年，所以他下笔自有不同面貌。
王先生也是一位谦谦君子，对自我要求严格，却待人宽厚。尤其对于同道和后辈，他都很支持及提携。
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王伯敏先生是位极为勤奋睿智的美术史论家，在中国美术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突出表现在《中国美术通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这两本著作上。这两本书都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在他之前，因各方面原因，中国美术史研究始终局限于单一门类，而王先生的著作，则首次对中国美术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涉及美术各领域、各门类，填补了我国以至东方美术史研究的空白。
尤其他耗费极大心力著成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在民族团结等各方面，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搞美术史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加之其本人又是非常优秀的山水画家，因此在评价历代美术事件和作品上非常到位。
王先生身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术史家，却为人低调谦虚，对后辈淳淳善诱，非常提携。
他的勤奋，我们无法企及。我记得每次出差，他都在火车上不断画风景，只要一空下来就看书。到他家里去，墙壁上都是画，桌上则皆是书稿。快90岁的老先生，如此孜孜不倦，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