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杭州》记者 王浩 特约撰稿 张怡忱 郑艺

“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作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遗迹，敦煌自1900年重见天日后，特别是近几年，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为了更好、更直接地研究敦煌艺术，1944年国家出资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而在这一部敦煌研究史中，莫高窟与中国美术学院的缘分从未断过，先后去过常书鸿、段文杰、董希文、张琳英、张民权、周绍淼、乌密风、凌春德、柳维和、李承仙，特别是以段文杰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美术学院学子，不断活跃在敦煌艺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并为之做出重大贡献。

  为此，我们沿着他们足迹，从西湖到魂牵梦萦的大漠，去探寻、梳理老一辈艺术家为莫高窟的保存和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的片段，以及莫高窟对年轻艺术家们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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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苦的条件也阻止不了他们

  1935年史岩（先后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出版编写了《东洋美术史》，属早期涉及“敦煌千佛洞壁画”叙述的美术史书籍。作为我国较早前往莫高窟考察并做壁画题榜记录的美术史家，功不可没。

  1941年，时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王子云带领的首批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到达莫高窟，当时的交通状况非常差，兰州到酒泉没有公路汽车可通，需专雇骡车。因为酒泉以西完全进入了戈壁滩，汽车无法通行。王子云回忆道：“骡车要走三天，坐在盖有毡席的骡车里，耳边响起了呜呜的蜂鸣声，顿时飞沙走石扑面而来，不由忆起唐人边塞诗。”就这样，经过三个日夜的艰苦历程，总算到达了敦煌县城。到了后，同已在这进行临摹考察的张大千进行了交流。此次考察历时半年多，拍摄和记录了莫高窟大量珍贵资料。

  第二年，董希文已从国立艺专毕业4年多，却一直受情势所迫，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通过看了常书鸿的画展，他决心献身敦煌石窟的临摹和研究，当时有人劝他，说去西北要慎重考虑，那里交通不便，物质条件极差，但他认为，那里有最好的学习条件，董希文对朋友说：“再苦也得去。” 之后他便给老师常书鸿写信，以征得常先生的同意。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宣告成立。随即常书鸿携夫人陈芝秀，儿女常嘉陵、常沙娜离开重庆来到西北重镇兰州，罗继美、史岩、张民权等人也来到敦煌。开始具体筹办“敦煌艺术研究所”。当年他们不顾一切困难，雇用一百多个民工，沿千佛洞崖面用夯土打了一堵长达八百厘米的保护石窟的围墙。为此，他们清理了常年堆积在窟前甬道的流沙，估计超过十万立方米。此外还修补了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修路植树等等。

  这一年，他们将石窟群全部编号，并编写了一整套有石窟内容的说明书，使参观的人们能对各个洞窟的时代和内容有所了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后，常书鸿任首任所长。听闻成立消息，国立艺专的毕业生们自筹经费前往敦煌。

  1945年,段文杰从国立艺专国画系毕业。有一次，段文杰在张大千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前踟蹰徘徊了整整两天，“一种顿悟——宗教式的大彻大悟浸透了他的全身。”之后便断然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辞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邀约了三位同学，踏上了张大千开辟的西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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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文杰在敦煌一住就是五十年

  1947年，常书鸿从国立艺专招募一批毕业生同赴敦煌，段文杰便在其中。随即任命段文杰为考古组组长，负责石窟临摹。段文杰首先开始了对石窟编号、内容调查和石窟测量等工作，并于1948年4月完成。段文杰在敦煌，一住就是五十年，为了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和保护事业奉献了一生。“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主要致力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后半生则倾尽心血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几十年来，他精心临摹了各个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余幅。”美术史论家王伯敏评价道。

  李承仙1946年5月毕业于国立艺专。早就有意去敦煌，第一次见到常书鸿时，常先生说一口地道的杭州话：“你是学油画的，为什么要到敦煌去？”李承仙表述了以前在重庆看到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时的激动心情，又受到父亲的鼓励，所以决定到敦煌。常书鸿笑着接纳了李承仙，让李承仙去小棚子上写上他的名字，而后常书鸿带领几个国立艺专毕业生，对洞窟进行编号。

  “莫高窟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工作条件也是恶劣的。1948年，我们没有任何现代工具和设备进行壁画临摹。我在4米高的用桌子板凳捆起来的架子上工作。洞窟中央支起一块大白布，用镜子的反射光来解决光源。碰到阴天没有阳光反射，就用煤油灯，一手持灯，一手作画，洞内外温差极大，洞内很亮。我在洞内放了羊皮大衣和毡靴，进洞后就穿上连续工作4小时。就这样临下一幅幅的壁画。”李承仙回忆道。李承仙跟常书鸿先生在甘肃一待就是40年。在这40年中，他们历尽艰辛，无怨无悔。心里留下来的是对艺术的无限追求。

  1950年8月，中央文化部委派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段文杰任美术组组长。也就从50年代开始，中国美术史开始注重敦煌美术，“这与许多学者如常书鸿、阎文儒、宿白等对敦煌石窟艺术努力探讨所作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们中，有的长驻敦煌，有的奔走于大西北的丝绸之路，除了前面提到的美术史家史岩外，还有如李浴、王子云等，他们的足迹，都早已留在敦煌的边塞上，这些美术史家对于敦煌美术的研究，重大作用不仅在于他们本人的成就，还在于对其他美术史家的影响。”王伯敏评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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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吃不上几餐白面和禽蛋

  195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迎来第一批专程来敦煌考察的同行：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叶浅予、邓白、金浪三位教授率领研究生考察团在敦煌工作数月。考察团离开时敦煌研究所收藏了方增先、刘勃舒临摹的196窟《张议潮出行图》（局部），詹建俊临摹的57窟《说法图》等部分临摹本。1956年4月，研究所组织第一次大规模临摹榆林窟壁画，保护、摄影、美术工作者全体到安西县境内榆林窟工作。段文杰主持美术组参加了榆林窟第25窟的临摹工作，半年之后完成了此项任务。第二年常书鸿便决定建立敦煌文物研究所临本库。如今，美术所临本库房已经成为敦煌艺术的一笔重要财富。

  1958年至1961年是困难时期，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艰苦度日。60年代初，王伯敏在敦煌莫高窟已经住了半年，回忆起当时情形说道：“那时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我到了敦煌，深感敦煌比我们在江南要艰苦得多。敦煌研究所的同仁们，一个月吃不上几餐白面和几个禽蛋，营养不足的研究员们，个个成了‘白面书生’。我到了敦煌城，敦煌城绝不是今天所能想象的，那时的这座黄土城异常冷清，八九岁的小女孩，居然没有裤子穿。”就在这样异常艰苦的地区，常书鸿与研究所的同仁们坚持下来了。当时所里的研究员如段文杰、史苇湘、霍煦亮等还天天上洞窟，按计划丈量，做记录。累了，就地一坐，闭上眼，养养神，爬起来又工作。

  1963年至1966年莫高窟石窟群开始进行全面抢修工程，30处有严重坍塌危险的洞窟进行了彻底加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段文杰被再次打倒。研究所中许多人被发配到农村进行改造，直到1972年，经过多次劝说后，段文杰回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其他的研究员也纷纷返回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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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我一定会回来的

  1984年8月，敦煌研究院正式成立，任命段文杰为首任院长，常书鸿为名誉院长。同年一批艺术院校的毕业生、研究生及工作者陆续来到敦煌，这六人中包括现任教于中国美院公共艺术学院美术教育系的谢成水教授。

  1982年，在中国美院进修油画专业的谢成水，正在出国留学和驻留国内之间踌躇。有一天他翻阅杂志，忽然被一个外国艺术家的言论震惊：“当今中国没有一个人深入研究西方的美术，也没有一个人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传统艺术。”

  “怎么可能没有”，年轻气盛的谢成水大为不服。接着，他就看到报纸刊登了敦煌研究院招聘美术工作者的广告。谢成水当下决定，要亲自去敦煌考察，他向同学借钱，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莫高窟。进了洞窟以后，他傻眼了。那个外国人说的是真的。“我从来不知道中国古代还有这样的艺术。当时敦煌研究院总共才60多个人，我对他们说，我一定会回来的。”

  谢成水从敦煌返回，参观了所能参观的中国古代佛教洞窟壁画和雕塑，回到杭州的时候，身上只剩下1毛5分钱。1984年，他从美院毕业后决定前往敦煌，去了之后发现环境之恶劣超乎自己的想象，但他一待就是20多年。

  刚去时，和单位签了5年的工作合同，等5年到后，他才发现刚刚摸清楚整个石窟群的大概，“还要研究写论文，时间根本就不够。”就这样一年年接着待下去，“那个时候，游客不像现在那么多。我们研究院的画家，白天和晚上都可以去临摹，每人一把万能钥匙，所有洞窟随便进。”

  中国美院沈乐平老师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唐五代到北宋期间，“最初接触敦煌也仅仅只是因为要写本科的论文，不是为了专程去敦煌而去敦煌，不过到了后来，是真的被敦煌的那些文书所吸引。”到了2008年左右，沈老师才开始系统地整理自己10多年收集的敦煌书法资料，并撰写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但是他说，直到今天，他仍然在对敦煌书法进行研究，于是决定了博士论文的选题。

  一次偶然的旅行，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学术之路，沈乐平老师，或许只是美院众多被敦煌魅力所吸引的老师同学中的一员，但是他对敦煌研究的贡献，也正是一代代美院人与敦煌情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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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搞艺术的人至少要去一次敦煌

  作为雕塑系的资深教授，龙翔老师忆起1981年到敦煌的日子，“在莫高窟待了将近一个月。当时还是允许进到洞窟里临摹壁画的。挺有意思的是，由于窟内光线黑暗，经过摸索，大家发现上午的时候莫高窟外面的阳光斜射到地面，并由地面反射到窟内壁画上，这样就能看清壁画的内容了。于是，在上午到中午这个时间段，同学们往往都会选择外出写生或者在窟内到处参观。”龙翔接着回忆说，“当时的莫高窟还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下乡期间他们就住在窟旁的几排平房里，就是当时莫高窟的招待所。因为条件有限，有的同学睡床，有的则打地铺。”

  国画人物专业出身的潘汶汛老师讲述了1995年第一次去敦煌的经历。他们一行人在参观时，碰到了中央电视台前来拍摄莫高窟纪录片的剧组。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剧组拍摄的过程中，整个洞窟都被灯光打亮了，被灯光完全照亮的莫高窟实在是震撼人心，就像佛光环绕着你一样。” 潘汶汛感叹道。这一幕，即使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还一直萦绕在潘汶汛的脑海中，“这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受，你不能立刻去评判说这壁画到底如何出彩，你能感受到的，是一种对前人的敬畏之心，一种对于神圣、美好和理想事物所秉持的单纯而执着的敬畏之情，这恰恰是我们现代人常常缺乏的一种情感。”这种敬畏和崇敬之心，也深深影响到了潘老师日后的创作。

  中国美院公共艺术学院美教系王一飞老师对敦煌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被莫高窟的艺术瑰宝所震撼，被一代代献身敦煌研究的“敦煌人”感动着，并且很认真地研究着敦煌艺术、敦煌文化。“我们学校与敦煌是非常有渊源的。我们也看到了几位老师当年在敦煌临摹的一些粉本、画稿和一些重彩的作品，我还有幸得到了一小幅顾生岳老师在敦煌临摹时所绘的盛唐飞天的临本，来临摹学习。在宋忠元老师的画册中也可以看到许多在敦煌时临摹的壁画。”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中国美院中国画系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邓白先生带着国画系的宋忠元、顾生岳、方增先、李振坚、周昌谷几位老先生去敦煌临摹壁画，学习传统。回校之后，他们将传统技法与写生的方法相结合，开创了浙派人物画。

  敦煌的宝藏不仅仅对于作中国画的人影响甚大，它的造型、技法等对油画、版画等专业的人也会有很大益处。“对于做艺术的人而言，去敦煌就像朝圣，每个搞艺术的人都至少要去一次，甚至两次三次。”王一飞如是说。

  如今，敦煌学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一门学科。这成就，不仅是由于敦煌本身的魅力，更是几代学者“面壁思过”的结晶，如果没有这一本本厚重而博大精深的文集，敦煌，也许不过是戈壁沙漠中的一个奇观而已，而不是今天的文化内涵丰富的艺术宝库。

  常书鸿（法国国立高级美术学校毕业，曾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校务委员 第一任所长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到任）

  史 岩（上海大学美术系毕业，曾任教中国美院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到任）

  董希文（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到任）

  张琳英（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到任）

  张民权（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到任）

  周绍淼（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到任）

  乌密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到任）

  李 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到任）

  凌春德（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到任）

  霍熙亮（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到任）

  柳维和（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到任）

  段文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第二任院长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到任）

  李承仙（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一九四七年到任）

  【敦煌研究所时期职工名册】仅摘抄中国美术学院师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