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6日下午14:00,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油画学会、浙江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最葵园艺术中心、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承办,浙江省美术家协会、浙江省油画院、浙江省油画家协会协办的“历史的语言——第五届中国油画双年展”研讨会在最葵园艺术中心多功能厅举行。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油画学会会长、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许江,中国油画学会学术委员会终身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祖英,中国油画学会副会长、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雷波,中国油画学会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曙光,中国油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国家画院油画所研究员宛少军,中国美协理事、中国国家画院院委、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晓凌,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油画学会名誉理事俞晓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高天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主任马刚,中国美术学院民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品田,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红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绘画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邬大勇,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景刚,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孔令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新美术》主编、博士生导师万木春,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艺术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主任范白丁,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执教老师胡冰及绘画艺术学院部分学生代表,共同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系主任封治国担任本次研讨会学术主持。
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系主任封治国担任此次研讨会主持
首场论坛主题为“洗礼与追远”,对谈嘉宾分别是:张祖英、吕品田、宛少军、马刚、孔令伟、俞晓夫。
中国油画学会学术委员会终身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祖英发言
张祖英:这次展览筹备得非常好,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来关于探讨艺术创作问题最有现实意义的一次展览。此次展览集中了中国解放以来到新世纪的众多佳作,对于我们历史画创作、主题性创作研究非常有意义,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以下几个,一是如何把握好历史事件的切入点;二是如何找到每张历史画中打动人的感情点;三是有了很好的切入点、感情点,如何用相应的语言形式发挥你的精神。从全国范围来看历史画创作有以下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防止创作的表层化,二是历史主题绘画创作中公众人物怎么处理,以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真正表现人物的精神,这是一张画非常重要的内容。
中国美术学院民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吕品田发言
吕品田:展览立意非常好,把历史题材主题性创作的创作过程展现了出来,这是非常好的深化主题性创作的学术视角。在这里也谈一下我对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问题的思考。从创作主体来讲,今天看到展厅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批历史题材绘画,我们还是怦然心动、心潮澎湃,它们有一种灵魂在里面,这种灵魂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用虔诚之心热情拥抱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新中国的社会理想,强调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的统一性,并且以赞美美好的艺术实践来展现自己。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角度来看,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不仅仅在于从表面上逼真地记录客观现象,还在于通过艺术家对现实的能动把握使其具有典型性。谈现实主义必须谈典型性,现在理论界也许忽视了这个问题,但在当年对于典型性问题做过大量的研究,搞学术的同学们一定要关注这段历史。
中国油画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国家画院油画所研究员宛少军发言
宛少军:这个展览是我这么多年看到的非常优秀的展览,把这么多历史画作品集中在一起展览,使我对主题的提炼这个问题很有感触。历史画在前期酝酿和构思阶段要经过三个环节,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主题的提炼,三是情节和具体内容的安排。从50年代开始,历史题材创作成为核心问题。优秀画家首先在主题提炼上就有了超越于普通画家的深刻思想性和思考力,我对这点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一个艺术家要有非常全面综合的艺术修养,才能对历史事件有深刻而具有高度的认知,才能把握住历史事件,做出更好的艺术安排,这个前提非常重要。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主任马刚发言
马刚:当代我们的文化有很多基础问题,例如问题基础薄弱,特别是现代文化的薄弱,民族现代文化的不足,需要我们通过美术、油画创作来不断地补充。我们要把自己的感受和表达形成相对有逻辑的关联和有逻辑的表达方式。我在这之前画过很多毛泽东的形象都是按照当代主义的画法,但在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时候,我的构图选择是传统的,因为是国家工程,我必须考虑这个,所以要改变自己,自己的追求和工程要契合起来。我们对于题材,对于主题性这个东西一定要回到艺术创作的规律层面,不要变成另外的事,我希望我们的同学是这样的,要在自己的切身感受当中寻找最有意义的典型瞬间。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孔令伟先生发言
孔令伟:当代历史画创作层次很丰富,也很微妙,历史的语言有两个层面:一是历史画的艺术语言,无论是艺术也好,图像文化也好,有它自己成长或者运行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感受与表达的稳定形态。我们从事历史画创作的艺术家应该有充分的自信或者自我认知。第二个层面,历史的自我呈现的方式问题,有两种,一种是文本、文字、典籍,第二种是图像,而图像往往被我们忽视。这两种是对等的,甚至各有特质,甚至图像的呈现方式更具有历史经验的共识的凝聚能力,也具有历史情感的唤起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文献文本的历史表达方式。历史画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要予以充分的肯定,高度重视。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油画学会名誉理事俞晓夫发言
俞晓夫:中国美术学院承担了双年展的展览工程,今天关于历史画的讨论是非常严肃,而且非常到位。美术学院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要靠历史画来拯救,否则都是虚拟艺术、虚拟经济。我们看苏联时期,例如列宾、苏里科夫的一些历史题材创作,我们现在所画的历史画和他们相比较还是有点距离,我们的历史画由于一些原因,在画的过程当中抓的规矩不够精准。不管是塑造的能力,还是色彩的表达,把政治题材画得有绘画性,有绘画性的才有好的历史画。历史画是很难画的,起码写生要有水平,还要有创作能力,是综合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历史画作为一个抓手,进而提高学院的教学水平和艺术水平。
第二场对谈主题是“剧场中的深构”,参加此次对谈的嘉宾有:许江、张晓凌、高天雄、胡冰、孙景刚、何红舟、万木春、范白丁。
中国美协理事、中国国家画院院委、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晓凌发言
张晓凌:这个展览特别强化了三个东西。一是信仰,重大历史题材创作首先建立在信仰基础上。二是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有独特的规律,不能跟规律对着干,不能图解一个故事。三是造型能力。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有些东西正在消失,正在丢失,我们这次展览的目的是试图把这些召唤回来。重大题材创作要向多维度发展,不仅仅是写实主义,也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中国人画历史画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并不是简单的画种问题或者现代性的问题。重大题材创作这个事情要持续下去,能不能创造出重大题材创作的经典性作品,这是我们下面要考虑的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高天雄发言
高天雄:我说一下我的感受,我觉得艺术的事是感情的事,情感是最重要的。喜欢的东西是阻挡不住的,一旦你喜欢上的东西,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了你,艺术也是这样。我父亲说历史画不可能做到亲身体验,但是类似的生活非常重要。1978年开始,我协助我父亲再度创作《转战陕北》,带着画箱沿着毛主席转战陕北的线路图,画了大量写生。转战陕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个人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一说到要画这个,想到我走过的那些地方毛主席也走过,我在创作的时候就会带入特别的情感。《转战陕北》这幅作品还有很多的缺点和不足,唯一值得欣慰的一点,它无形当中形成了传递,从我父亲到我,包括胡冰老师的参加,如果说是一种传递的话,我觉得是情感的传递。今天我们要把传统很好地继承下来,这跟现代不矛盾。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师胡冰发言
胡冰:我这次能跟高老师合作,更大程度是来学习的。历史革命题材创作的着眼点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怎么截取创作的瞬间,跟你的叙事方式紧密相连。叙事上有一种想象的空间,这种历史的想象空间是相互的,艺术家本身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想象的空间,还有就是留下来的想象空间,给后面的观者还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我们这张画和高爷爷的这张画稍微有一点不同,高爷爷的是抒情性的;我们是突出一些人民的力量,两张画气质的不同就这么出现了。高天雄老师是对情感性的具体性的可触性表现,高虹爷爷是简练的优美的,把当时的战斗情境跟情感产生一种对比。创作当中素材的取舍,其实舍有时候跟取一样重要,我们在素材积累的时候,有一些素材很生动,但是到最后能不能适用你的画面,需要你对着眼点作出把握。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新美术》主编、博士生导师万木春发言
万木春:我在八九十年代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都是读艺术家写自己作品的谈话录,在这个过程中间知道了很多细节。这次展览展示了这么多草图,但其实对于创作而言草图永远不够,我们现在绘画的办法常常是看最后的结果,绘画的整个过程不是艺术家的一个意图,创作是一连串的意图和选择组合,像斯诺克台球一样,每打一球,后面的选择都变了,对传统回应的角度也就变了,这就需要我们把绘画的过程尽可能多地还原过来。历史画包含写实绘画的创作方式,代表了油画创作的确定性东西,也是学院教学的基础,从单个人物的造型到多个人物的穿插,从舞台的布置背景,然后产生了空间的问题,最后产生了光效的问题,再到速写的概括提炼创作方式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展览把写实绘画的整个确定方式继续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可以画他们身边的东西。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孙景刚教授发言
孙景刚:我们画这些画,其实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我们就是成长在这样环境中,我们都非常愿意通过一次实践来追怀我们少年的绘画理想,这是我们学画之初的梦想。在《残日》这张画的倾向性选择上,我们觉得要更多地要从叙事性的角度,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面目,用比较写实的手法,而避免用从天空上俯视的比较浪漫悲情的诗意画法,从而更能反映这张画的主题性。关于这张画,我们中间还是做了很多精心考虑,有一些寓言式的设计。画面所有的日本人形象,98%左右都是我们根据历史照片再度还原的,像这样的绘画就是要呈现出一种在场感。这张画已经有15年了,历史的事件再度回忆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种剧场的感觉,连同我们当时画画的情景,一起讨论的情景——一步步推翻、深构、再度描写,如此种种都是一种剧场的感觉。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何红舟教授发言
何红舟:有两条路径是我在创作过程中体会非常深刻的:一条是重返历史的现场;第二条是重返艺术的现场。我画中共一大会议,中共一大会议选题的时候还没有确定主题,需要我们自己去琢磨,我们最后确定了启航的主题,寻找到主题过后再去进行艺术创作,在形式上多少相对来讲容易一点,但是前面过程很辛苦。只有艺术家的个人体验与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相融合,才可能产生我们所期望的历史画。油画语言的积累,不仅是表面的东西,其实更多是时间的积累。90年代搞具象表现,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坚持写生,给予大家很多的启发,对于语言的深度或者思想的深度都能够有反映。就我们现阶段来讲,尤其是工作室的分布本身就体现了对于语言训练上的各种侧重,语言的坚守的的确确给我们人才培养,包括对于重大历史题材团队的锻炼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艺术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教授范白丁发言
范白丁:如果追溯历史画的源流,很多人都会追溯到阿尔贝蒂的“historia”的观念。当我们梳理“historia”的观点,也是在梳理整个西方美术史,每个时间阶段,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今天意义上的历史画,用一种历史研究的方式,去还原那些史实,去重建那些历史的细节。其次是艺术史与艺术性的问题,我始终保有一种敬畏心,特别想要去了解和学习艺术家怎么看画,所以认真地读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感想,他们怎么看待图像,他们关心的是哪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艺术的实践和艺术史的研究也有某种平行发展的关联。最后是历史和再现的问题。重建历史绘画里面某个历史事件,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就是一个界限问题,考证性的真实和历史的再现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这不仅是历史画创作的问题,也是历史写作的问题。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油画学会会长、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许江总结
许江:此次展览分为五个部分,强调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分为了几种类型来进行发掘。中国有一句古话“锦衣为有金针度”,锦衣华服是因为有金针才能缝起来,实际上我们这个展览就是为金针准备的,这个金针源自什么地方?刚才老师们一直强调,讲来讲去就是“爱”字,金针源于爱,同学们应该好好记取。
新世纪以来的重大题材绘画,一场场的工程,画了数以千计的作品,到底在语言上有什么突破?这个责问非常沉重地压在我们每个人心坎里。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研讨会也是想回应这个问题,《周易·乾·文言》中有一句话“修辞立其诚”,修辞要依靠诚心,“诚”不仅是诚实,更是一种风骨和敬畏、一种是其所是的面对、一种在针芒之中寻觅和坚守的力量。《汉书·自叙传》中有“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在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坚守,你就能够保持你这种志向;“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你在一个地方坚守久了,就不会改变心中相安的乐趣。这对我们有一定的教义。
新的语言从何而来?今天我们的训练基本上是从写生出发,然后到写物抒情,基本上都走这样一条路线。而如何能做到寄兴无端——在语言的微茫处洞悉无以名状的象外之境,就如同苏东坡《后赤壁赋》中所写“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他在山水微茫之处长啸,听到山谷的回应,他心中感到一种震慑害怕,回到船上,有一只仙鹤横江东来,继而回到居所,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这种巨大的拓展是来之不易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年前的文联大会上的讲话当中引用了《文心雕龙》的“为文之道,惟字与义”,《文心雕龙》中接着还有八个字“字以训正,义以理宣”。文章的大道就是两个方面,语言要靠训,要靠不断的训练才能达到一种正气,所以今天我们不断强调要守正创新。“义以理宣”,意义就要宣发出来。古篆字“训”的一边就是河流,要让我们的语言像河流一样通畅,这叫训。“理”是什么?“理”是治玉,雕琢璞玉后把其中的玉剖分出来,这是“理”,所谓“文理”“条理”,一块石头,你要很好地琢磨它,琢磨到最后,里面那块美玉被你琢磨出来。因此这个“训”和“理”很重要,训就是我们要反复训练,今天的同学和青年艺术家都画得太少,训得不够。理就是要敢于琢磨、敢于突破,如何在训和理上下工夫,这可能是我们求取语言之道的一种突破的可行方式。希望今天大家的谈话会对年轻艺术家们起到训正和理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