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正确”是“偶然”的“正确”，是“雪泥鸿爪”般的“正确”，而他们的“错误”是“必然”的“错误”。“必然”的“错误”严格来说都不能称为“错误”，是“信笔涂鸦”，是“胡涂乱抹”，是对纸张和印刷工人的犯罪。
《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 [美]茱迪·史珂拉著 左高山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一版 476页，45.00元
已故哈佛大学茱迪·史珂拉（Judith N. Shklar）教授是当代美国学界罕见的同时得到斯特劳斯派和罗尔斯派交口称誉的政治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和《兑现美国政治思想》是在她去世后由她的同事和朋友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等人编撰的两部论文集，其中既包括她的名作宏论，也搜罗了她的遗稿残篇。大约五六年前，我在北京东方出版社筹划“当代实践哲学译丛”时，除了在与刘训练君合编的《第三种自由》一书中收入她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美国”（由本人翻译，文章标题改为“两种自由在美国”）一文，还计划从这两本论文集中遴选十余篇文章组成一个题为《恐惧的自由主义》的文集。由于此类选集的版权问题相当复杂，此事不幸半途而废。但我并未从此死心，而还是想把“恐惧的自由主义”这个史珂拉的名篇译出来，纳入我计划编纂的一部有关自由主义历史与理论的专集。只是由于近年头绪太多，一直顾不上这项工作。因此，当看到《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一书由在学界颇有声誉的“世纪文景”整体引进出版时，我的兴奋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个其实定价不菲的译本，并多次在不同场合向我的学生和朋友大力推荐这本书。
最近，在训练君和相关出版机构的推动下，我又重新开始考虑搁置多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历史与理论的专集。我本来是打算自己翻译“恐惧的自由主义”一文的，但现在既然已有人译出，如果质量过得去，我大可在征求出版社和译者同意的情况下使用这篇现成的译文。于是我就试图通读这篇译文来确认检验其质量。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篇并不很长的译稿中颇有一些不是很读得通的、让人产生狐疑的甚至感到不知所云的地方。我用以往校对译稿的经验和方式，仅就这些地方粗检一过，并在核对原文后大致写出我的译文，以供译者和这个译本的读者参考。
在这里要预先说明的是，我并无意加入目前似乎已经蔚为风尚的学术和翻译打假的行列，而且据我的观察，批评翻译的作者们很少是专门从事过实际的、事实上确是相当艰苦的翻译工作的，而多是专栏作家一类的人物；从这里所涉及的这位译者来看，似乎也没有理由认为我想通过这类文字来谋求自己的“名声”。坦率地讲，正如标题中所示，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半是出于“恐惧”，半是出于愤怒。仅仅为了纾解一己的愤怒而动笔大概很难算是多么高尚之举，但考虑到这种“恐惧”和愤怒肯定不会只是我一己的心理活动，我的这一举动也就赢得了某种“公共性”，而这也缓解了我其实不必有的某种“焦虑”。
译文1：宗教战争的残酷性使得那些远离教堂公共政策的众多基督徒转向了这样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把宽容当作基督徒博爱的一种表达。（第5页）
原文： The cruelties of the religious wars had the effect of turning many Christians away from the public policies of the churches to a morality that saw toleration as an expression of Christian charity.
试译文：宗教战争的残酷性使得众多基督徒从教会的公共政策转向了这样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把宽容当作基督教的博爱的一种表达。
译文2：有限且负责任的政府在宣称个人自律方面可能是含蓄的，但并没有明显的对这些制度的政治承诺，自由主义在其学说上仍然是不完备的。（第5-6页）
原文： Limited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 may be implicit in the claim for personal autonomy, but without an explicit political commitment to such institutions, liberalism is still doctrinally incomplete.
试译文：有限且负责任的政府也许是对个人自主性的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没有对这种制度的明确的政治承诺，自由主义就仍然是一种不完备的学说。
译文3：自由主义产生于那种恐惧的自由主义所激起、且仍然在我们的时代的恐怖中继续蔓延的传统之中。（第6页）
原文： It is out of that tradition that the political liberalism of fear arose and continues amid the terror of our time to have relevance.
试译文：恐惧的自由主义正是源于那种传统，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中依然具有相关性。
译文4：平等地赋予希望是个人发展的自由主义。（第9页）
原文：Equally given to hope is the liberalism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试译文：（注重）个人发展的自由主义同样属于希望派（相对于记忆派）。
译文5：伯林的“非迫不得已”的消极自由，和后来的“机会均等”的说法被维持在概念的抽象层面，并且与“自由的条件”相分离，换言之，社会和政治制度使个人自由成为可能。倘若消极自由与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它是来自于较低级自我的更高自我的自由——完全相区别，那是完全必要的。（第10-11页）
原文：Berlin's negative liberty of “not being forced” and its later version of “open doors” is kept conceptually pure and separate from “the conditions of liberty,” that i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at make personal freedom possible. That is entirely necessary if negative liberty is to be fully distinguished from what Berlin calls “positive liberty,” which is the freedom of one's higher from one's lower self.
试译文：伯林的“不被强迫”的消极自由以及后来的“开放通道”的说法被维持在概念的抽象层面，并且与“自由的条件”亦即使个人自由成为可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分离开来。如果要把消极自由与伯林所谓“积极自由”——这是一个人的高级自我摆脱他的低级自我的自由——完全地区分开来，那么上述做法就是全然必要的。
译文6：如果消极自由在根本上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它必须至少带有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权的某些制度性特征。从社会的角度，那意味着在政治上被授权集团的一种权力分散。简而言之，多元主义和这些社会不平等的形式与程度的消除，如同人们暴露于压迫性实践一样。（第11页）
原文：If negative freedom is to have any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t all, it must specify at least some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 relatively free regime. Socially that also means a dispersion of power among a plurality of politically empowered groups, pluralism, in short, as well as the elimination of such forms and degrees of social inequality as expose people to oppressive practices.
试译文：如果消极自由要具有任何政治意义，它就必须确定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权的至少某些制度性特征。从社会的角度说，那就意味着政治上被授权的多种团体之间的一种权力分散，亦即多元主义，也意味着消除诸如受制于压迫性实践这类不平等的形式和程度。
译文7：此外，没有一种特殊的理由来接受基于伯林的消极自由的道德理论……无论这种形而上学的政治的真实可能性怎样，自由主义并不依赖它而行动。事实上，恐惧的自由主义并不停留在一种道德多元主义理论之上。（第11页）
原文：Moreover, there is no particular reason to accept the moral theory on which Berlin's negative freedom rests……Whatever the truth of this metapolitical assumption may be, liberalism can do without of it. The liberalism of fear in fact does not rest on a theory of moral pluralism.
试译文：而且，并无特殊的理由接受伯林的消极自由建基于其上的道德理论……无论这种元政治假设的真理性如何，自由主义无需它就能成立。事实上，恐惧的自由主义并不依赖于一种道德多元主义理论。
译文8：从这种观点来看，非官方协会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并不令人满意，它们的成员可能来自参与合作的努力，但它们有能力成为社会权力与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检验或至少改变有组织的行动者的主张，这些行动者包括非官方的和官方的组织。（第13页）
原文：The importance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from this perspective is not the satisfaction that their members may derive from joining in cooperative endeavors, but their ability to become significant units of social power and influence that can check, or at least alter, the assertions of other organized agents, both voluntary and governmental.
试译文：从这种观点看，自愿结社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成员有可能从加入合作性事业中获得的满足，而在于他们有能力成为社会权力与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能够制约或者至少是改变其他有组织的行动者的要求，无论这些行动者是自愿形式的还是政府形式的。
译文9：除非有人一开始就轻视肉体的经验，否则就不存在关于建构一种避免恐惧与残酷之政治秩序的“还原论的”事情。（第15页）
原文：There is nothing “reductive” about building a political order on the avoidance of fear and cruelty unless one begins with a contempt for physical experience.
试译文：除非有人一开始就轻视身体的经验，把一种政治秩序建基于避免恐惧的残酷之上就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还原”。
译文10：即使他们与某人完全不同，通过声称成为普遍的标准来判断遗传的习性被称为一种傲慢而强迫接受的虚假要求和不公正的原则。因为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社会禁令或规则，也不存在至多是为了连接关于社会固有价值这一社会批判的任务。（第17页）
原文：To judge inherited habits by standards that purport to be general, even though they are alien to a people, is said to be an arrogant imposition of false as well as partial principles. For there are no generally valid social prohibitions or rules, and the task of the social critic is at most to articulate socially immanent values.
试译文：根据虽然是与一个民族相异的但仍然声称是普遍的标准来判断继承下来的习惯，这被认为是在傲慢地强加虚假偏颇的原则。因为并无普遍有效的社会禁令或规则，而社会批判的任务充其量只是阐述社会内在的价值。
译文11：对于那些渴望更为公共的或者更为膨胀的个人主义人格的美国政治理论家，我现在提醒一下：这是格外享有特权的自由社会的人们所关注的方面，而且直到基本的自由制度在适当的地方出现之前，这些强烈的愿望也不一定产生。实际上，公有制社会的成员和浪漫主义者都把自由公共机构认为理所当然是对美国而不是对他们的历史意识的一种称赞。（第18-19页）
原文：To those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sts who long for either more communal or more expansively individualistic personalities, I now offer a reminder that these are the concerns of an exceptionally privileged liberal society, and that until the institutions of primary freedom are in place these longings cannot even arise. Indeed the extent to which both the communitarian and the romantic take free public institutions for granted is a tribute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not to their sense of history.
试译文：对于那些不是渴望更富有公共精神的人格特质就是渴望更有扩张性的个人主义人格特质的美国政治理论家们，我要提醒他们注意：这类关切是只有一个格外享有特权的自由主义社会才会有的关切，而且直到基本的自由制度已经到位，这类渴望甚至都不会出现。的确，社群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多多少少都把自由的公共制度视作理所当然，但这与其说是对他们的历史感的礼赞，不如说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礼赞。
最后，我要恭喜这位译者，除了相对于整篇译文的质量来说已经是“微不足道”的“小疵”，史珂拉的名文“恐惧的自由主义”中的这个差不多堪称是最重要、最隽永的句子终于被他比较完整地用中文传达出来了——这多少使我们减少了一点对翻译的“恐惧”！不过我要补充的一点是，对包括这位译者在内的这类译者，以及对包括这位译者的工作态度在内的这类译者的工作态度，这类“正确”是“偶然”的“正确”，是“雪泥鸿爪”般的“正确”，而他们的“错误”是“必然”的“错误”。“必然”的“错误”严格来说都不能称为“错误”，是“信笔涂鸦”，是“胡涂乱抹”，是对纸张和印刷工人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