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擅手札，青年时代就有声名。1926年11月28日沙孟海致朱赞卿的手札中说道：“……昨由文明书局送来当代名人尺牍两册选及弟子去年与足下一书及答道希书录木师简牍尤多所谓当代名人其名甚套浅如弟复何敢当此书肆中尚未有发售异日当购一部奉赠也······”沙孟海对于自己的手札收入《当代名人尺牍》一书略表谦逊，但，不无得意之情，不然，他不会表示要购买一部奉赠朱赞卿也。
沙孟海是中国现当代最具特色的文人化、学者型的书法家，学识渊博，人格伟岸。马国权说：“孟海先生原名文若，以字行；别署石荒、沙村、兰沙、决明。1900年6月出生于浙江鄞县。早年从冯君木先生学诗古文辞，随吴昌硕先生习书法篆刻，同时自学文字、金石之学。与前辈学者況蕙风、朱疆村、章太炎、马一浮先生等，多所过从，请益探讨。30岁前后任中山大学预科国文教授，一度从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院）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院长、西泠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兼浙江分会主席。学问渊博，成就是多方面的。即以书法篆刻而言，书法兼精篆隶真行草诸体，沉雄茂密，俊朗多姿，以气势磅礴见称，世有定评；尤以题榜大字最为人所激赏，江南及各地胜景，多有题迹。篆刻不多作，然博综古今，朴拙而富有韵致，允推大家。”
1992年，沙孟海离开了我们，倏忽18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离开我们的沙孟海没有因为远离了权力中心或话语中心就变得寂寥了，相反，他以“沉雄茂密，俊朗多姿”的书法，以博大精深、缜密细致的学识，以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让我们一直缅怀，一直追忆，一直探求。因此，离开我们的沙孟海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观照沙孟海，我们自然发现，沙孟海进入书坛之前准备充分，不管是伏案临池，还是文史积累，均达到了一位文人、学者书法家的高标准。恰是这样的高标准，沙孟海从青年时代，直至暮年，始终显得与众不同。本文试图从沙孟海青年时代的四通手札入手，初步探讨沙孟海书法的文化意义。
魏晋时期，纸质尺牍开始流行。对传统书法的考察，我们愿意把欣赏和钦服的目光停留在二王的尺牍上，于是，魏晋以后的书论自然视二王书法为中心了。对于手札的实用功能和审美意义，彭砺志先生说：“在古代，尺牍是人们话语交流的书面形式和信息传达的重要媒介，它综合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交际关系以及审美方式。汉魏以降，工尺牍、善书翰被视为世族士人立身的艺能，尺牍也以其书法之美成为世人宝爱藏之的对象，并催生出魏晋书法灿烂之观，蔚为后世帖学的渊薮。同时，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和书仪规范在客观上又成就了尺牍大小错落、长短参差和虚实相映等复杂多变的形式美感。书疏当面，迹乃含情，人们赏悦尺牍，正是综合了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因素。”
显然，手札对书法家、尤其是文人型、学者化的书法家构成巨大的文化诱惑。
沙孟海与当代著名书法家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他以文化的智慧把握书法，其毛笔书写，基于自身文化的表述，而不是将书法看成简单的技艺呈现；另外，沙孟海一专多能，其书法自有历史根基，亦有学问熏陶，高古而凝重；第三，作为学者的沙孟海，用毛笔写下了大量手札、文稿，这些随性而书的文字，一方面是沙孟海学术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是沙孟海书法艺术的客观表现。
沙孟海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四通手札，让我们对青年沙孟海的书法研习和书法创作有了新的了解，对于研究沙孟海一生的书法创作更有裨益。
《与谢镇涛书》，是沙孟海写于1920年的手札。这一年沙孟海年仅20岁。此通手札系行楷书，用笔谨严，书写自如，有多处涂抹、插行，文通字顺，书卷气浓郁。书法胎息二王，文气郁勃，英姿飒爽。显然出自于青年才俊之手。此手札系沙孟海对谢镇涛提出“古人命字之法”问题的回答.在娓娓道来中，我们感受到沙孟海对古典文献的熟知，他列举春秋、汉唐、宋明时期的名人，阐明“古人命字之法”的规律和特点。说古论今，强调：“近世命字，多失古意，汶汶冥冥，与号相混，虽巨儒名师，亦漫不加省。以章实斋之博洽，都自以斋为字，其他则又何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凡某山、某湖、某斋、某庐字而类号者，皆吾党所不敢苟同也。”
写《与谢镇涛书》的沙孟海20岁，唯论书法，沙孟海也是青年中的翘楚；再品内容，我们自然会被沙孟海老道的文笔和条理清晰的阐述折服。
如果说20岁的沙孟海写字小心谨慎，那么，3年后的沙孟海就从容多了。《与吴公阜书》是沙孟海写于1923年的手札，依笔者看来，这是沙孟海青年时代的代表作，甚至也是沙孟海书法创作生涯的代表作。从1920年到1923年，沙孟海又临习了哪些碑帖，尚无从考据，不过，比较《与谢镇涛书》和《与吴公阜书》，不难推断，沙孟海于行草书用功甚勤，对魏晋书翰心追手摹，渐入佳境。此札舒朗隽永，神采飞扬，意新语俊，格调高雅，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耀眼的才华，独特的识见。1980年，沙孟海在《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一文中回顾了自己的学书经历：“我早年‘彷徨寻索’的过程是这样的：十四岁父亲去世，遗书中有一本有正书局新出版影印本《集王书圣教序》，我最爱好，经常临写。乡先辈梅赦翁先生（调鼎）写王字最出名，书法界推为清代第一。我在宁波看到他墨迹不少，对我学习《王圣教》，运笔结体各方面都有启发。只因我笔力软弱，学了五六年，一无进展，未免心灰意懒。”
尽管沙孟海认为自己“学了五六年，一无进展”，事实上，他已基本把握了《王圣教》的意韵，可以借助《王圣教》的翅膀，在书法艺术的天空中优美地飞翔了。
沙孟海认为，书法不能游离于学问之外，书法家首先是一名学问家。在沙孟海看来，“书法为了表现宇宙生命和人生的理想，必然要把自然和人生之美反映到书法中来，因此它奠定了中国书法审美的三大特征；一是崇尚天地的自然化审美；二是崇尚学问的人格化审美；三是崇尚道德的伦理化审美。”《与吴公阜书》，沙孟海谈到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古人的东西需要分析，古人的字不都是具有学习价值的，对泥古者当头棒喝——“兄印谱曾叔老处半月顷始取归叔老说进步之速非所忆及将来正未可限量也又说全册胡吉宣三字白文印胡字不雅弟意用古人须有分寸作文刻印一例此字虽古人有之可学与否尚待考量也兄以为然否”。
手札是一个人心性的表露，也是一个人思想的呈现。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看法和一个即兴的判断，便具有理论的价值。
1930年1月，沙孟海在广州所写的《与朱赞卿书》，叙述了自己在岭南的生活和交游。据《沙孟海年表》记载，沙孟海于1929年与包稚颐结婚，同年7月，应广州中山大学邀请，赴广州担任中山大学预科国文教授。《与朱赞卿书》，首先谈了自己对友朋的关心，如对吴公阜、朱赞卿的惦念——“公阜病未愈亦殊可念兄事有无消息结束否倘仍杳然不日锡鬯南来为学校事当讬可又面促之”。第二，沙孟海陈述了自己在广州工作、生活的状况——“南方生活程度并不高弟用途之省约为往时在沪在杭所未有顾历年家庭经济亏耗太巨补助不遑家母又衰病忧苦弟为娱亲计只将辛苦所入先行寄家”。第三，沙孟海提及了与南社社员蔡哲夫的交谊——“近日与蔡哲夫相识即送两巨石来属为其夫人谈月色女士制印并允以谈女士画梅为报……蔡哲夫日前发起展览会书画不过如此此外古物甚多兹将该会特刊寄上半张此乃十分之二也”。
1931年5月，沙孟海转至南京中央大学任秘书，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教授工作。因此，1930年《与朱赞卿书》一札，是考据沙孟海在广州交游的重要史料。
此札的书法价值极大。三十而立，沙孟海享誉书坛、印坛、学界有年，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日臻成熟，个人风格已见端倪。对《王圣教》一往情深的沙孟海，早已不满足对帖系的侵淫，为实现高远辽阔的艺术理想，他开始探寻新的艺术之路。他曾说：“我的‘转益多师’，还自己定出一个办法，即学习某一种碑帖，还同时‘穷源竟流’，兼学有关的碑帖与墨迹。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式从哪里出来，作者用怎样方法学习古人，吸取精华？什么叫竟流？要找寻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举例来说：钟繇书法，嫡传是王羲之，后来王体风行，人们看不到钟的真帖，一般只把传世钟帖行笔结字与王羲之不同之处算作钟字特点。”
“转益多师”、“穷源竟流”，印证了沙孟海探寻书法艺术堂奥的哲学思考。
《与朱赞卿书》系行草书，魏晋印迹，兼杂北碑笔意，同时汲取黄道周奇崛的结字特征，收放自如，线条生动。作者陈情述事，情感起伏跌宕，笔随心动，字响调圆。此札与沙孟海晚年雄厚浑穆、苍劲挺拔的书风紧密相连，勾勒出沙孟海一以贯之的审美思想。
1932年《与王个簃书》也是沙孟海的代表作之一。1926年，沙孟海与王个簃相识，同年，拜吴昌硕为师，与王个簃同门。《与王个簃书》谈生活琐事，草书，平阙，形式感强。古今手札作品长短不一的行款形式古代称之为“平阙”。此形制全面形成始于唐代。作为现当代杰出的书法家、考古学家、鉴定家，沙孟海对手札的历史演变非常清楚，自己写手札，基本采取传统方法。《与王个簃书》——“两语删去较为庄重尊见何若乞裁酌为幸”，从“裁酌为幸”另行提行。此札书法劲朗，气韵贯通，时露偏锋，笔意沉实。可谓现当代手札作品中的精品。
“士大夫都十分注重书札往还的书法。谢安一向善于作尺牍书，而轻视王献之的书法。有一次，王献之作佳书给谢安，以为他一定会保存，而谢安却随即在后面题了几句退还了，献之深为遗憾。”沙孟海也十分看重自己的手札，不然，他不会在与朱赞卿的手札中津津乐道自己的手札编入《当代名人尺牍》集。一位读懂古今的智者，他当然清楚自己的历史处境和文化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