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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这些年在美术界开始“时髦”起来，尤其是在当代艺术和双年展领域，那可是无问题不创作，没问题不展览。这股风显然也是跟风西方的结果。是些什么问题呢？也没什么独特的问题真要由艺术家去发现和解决的，无非也就是路人皆知的问题：如生态破坏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人权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离婚增多问题、劳动就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法制健全问题、城市居住问题、道路拥挤问题、通货膨涨问题、男女失衡问题、强迁强拆问题、城管打人问题，等等等等。艺术家或者寻找一个问题，或者依据策展人指定一个问题，命题作文，依据对问题的常规概念，用时髦的当代艺术方式，如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影像艺术去表达，当然用绘画方式去表达亦可，艺术于是就“当代”了！例如环境问题，就去表现垃圾成堆、臭氧缺失、冰川融化、海面上升、湖水富氧，如此等等，问题是现成的，“解决”也是现成的。所以艺术要 “当代”，也不是难事。
曾几何时，也是同一批今天在倡导问题思维的当代艺术（上世纪80年代的时髦叫“现代艺术”）家或理论家，在上世纪80年代可是坚决反对艺术要反映现实的，那时批“反映论”批得慷慨激昂。那时的时髦是“艺术自律”。何为“艺术自律”？自律者，自己内部的规律也。那时，一个个 “前卫”都在折腾， “构成”、“形式”、“视知觉”，谁要“反映”了一下社会，那简直就是落后到老土的地步，且不说还可能要与“体制”同流合污。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前卫艺术家们仅仅在复习西方大半个世纪之前的“现代艺术”（他们自称“前卫艺术”），抽象艺术、野兽主义是在“自律”。但后来“前卫”们突然发现，西方又在“后现代”地“反映”社会了，且已改叫“当代艺术”了，我们当然也得赶紧去 “反映”，于是“自律”被撂到一边，“反映”又“与时俱进”地时髦了起来，而“反映”到极点更变本加厉地成了问题思维。
问题思维的问题在于，艺术家既无提出问题的条件，亦无解决问题的能力。艺术家的天性是感悟，是感性。美术学院的考试，文化成绩从来都是减了好长一截分的。可今天，不长于理性深刻的艺术家，却个个都要去冒充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例。大家都说是因为碳排放引起生态灾难，故全世界都在开会来处理碳排放问题。但一会儿是美国不合作，“京都议定书”生不了效；发展中国家觉得吃亏，哥本哈根会议也不成功。可见政治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问题还没那么简单。更有科学家说，气候变暖与人类碳排放关系不大，因为人类的碳排放与地球自身的碳排放相比不过小菜一碟。目前短期的变暖是长时段（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年）气候变化的正常现象。古代商周汉唐比今天气候还暖得多！甚至，气候变暖与文明发展成正比。你说该听谁的？政治家、气象专家尚争论不休，艺术家掺和到里面去能“解决”什么问题？一方面，当代艺术家在控诉城市的问题；一方面，上海的世博会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你说该听谁的？最近关注气候变化的坎昆会议又开了，美、日等国根本不承诺什么具体指标，最后只得弄一个勉强的协议敷衍各家的脸面。可见“问题”真不那么容易解决。
艺术家只应该个人化地体验自己的生活，感悟现实，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我们的艺术就可以千变万化“百花齐放”了。抗日战争时期，傅抱石亲身投入抗日的工作，但他的艺术却保持住自己抒情的独立特质；张大千也以研究民族美术就是爱国的态度去从事自己的工作。他们留给历史和社会的，还是他们纯粹的艺术。他们的艺术也真成了我们引以自豪的优秀民族传统的构成。其实，艺术家守住自己的本分，也就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艺术家守住自己，少去跟风，不要拿那些尽人皆知的“问题”来折磨自己，戏弄他人。
（作者系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著名艺术理论家、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