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
[英]伊莎贝拉·伯德著
卓士廉 黄刚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
371页，28.00元
《中国奥地紀行》（全二卷）
イザベラ·バード著
金坂清则译
平凡社
第一卷2002年10月第一版
430页
第一卷2002年12月第一版
418页
一百多年前伊莎贝拉眼中的梭磨土司城的碉楼（上图），历经风霜后，如今已茕茕孑立（下图）。
伊莎贝拉及其中国行
古今中外，带探险意味的旅行活动，大都让女人走开。十九世纪后期，一个英国女子，却成功挑战了这一惯例，她就是伊莎贝拉·伯德（1831-1904）。不要以为她体魄健硕，恰恰相反，一米四十六的个头，自幼孱弱多病，十八岁上还动了手术。听从了野外活动有益身体的医嘱，二十二岁起漫游世界。四十九岁那年，有过一次迟来的婚姻，五年后丈夫去世，她便继续风餐露宿的匆匆旅程。直到六十九岁，她仍有摩洛哥之行，为旅行家的生涯画上了句号。
令人费解的是，一回国内，她就病恹恹的，而旅行海外时，却“变成参孙一般的大力士”，连她自己都“有一种‘天生旅行家’的喜悦”（中译本288页）。医学家认为，她在生理与心理构造上也许隐藏着神秘的矛盾，大概类似“旅行亢奋症”吧。
伊莎贝拉一生著有旅行记及写真集多达十五种，1997年，英国曾推出十二卷本《伊莎贝拉旅行记集成》。这些行纪文字优美，而且附有许多实地拍摄的珍贵照片。她的探索性旅行与旅行记，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称之为“女性地理学家第一人”，她也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首位女性特别会员。
伊莎贝拉一生旅程可分六期，第五期亚洲之旅长达三十九个月，她也因此最终奠定其旅行家的地位。在这期旅程中，她先后来华三次。第一次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她亲眼目睹了驻守奉天（今沈阳）的中国陆军的腐败与落后，“那些本来应该用于购买来复枪的钱却喂肥了经办的官吏，一些有来复枪的部队，却是用于摆设”（363页）。第二次在1895年，她到过中国香港与东南沿海城市，还沿长江上行到汉口。第三次在1896年上半年，则深度考察了长江流域及其腹地。她先到杭州、宁波、舟山，然后从上海溯江西上到汉口，经宜昌入川。在当时的航行条件下，她冒死乘船穿越三峡，这个六十五岁老妇人一往无前的探险精神，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在夔州府过完中国年（对当时当地的年俗描写，值得民俗学者重视），她到万县舍舟上岸，开始了陆上之旅。经梁山县（今梁平）、保宁府（今阆中）、梓潼县、绵州（今绵阳）、绵竹、灌县（今都江堰市）到达成都。而后从灌县西北进入藏羌民族地区，经汶川、理番厅，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鹧鸪山口到马塘，最远抵达梭磨（今马尔康东），这里距驰名中外的九寨沟已经不远。从梭磨折回成都后，她乘船沿岷江经眉州（今眉山）、嘉定府（今乐山），在叙府（今宜宾）进入长江，再由泸州、涪陵、重庆抵万县，顺流返回上海。
不言而喻，在伊莎贝拉中国行里，最有价值的是长江之行；而长江之行的重头戏当推四川之旅，因为宜昌以东相关情况在晚清来华的西人行记中时有所见。至于她四川之旅的探骊之珠，无疑是对川西北藏羌地区的深入考察。这也是她长江行记的精华所在。
这部行记的日译本名为《中国奥地紀行》（意即《中国腹地纪行》），是因同一出版社此前已将其另一部行记《朝鲜及其邻国》译作《朝鲜奥地紀行》，但日译本扉页仍据英文直译其书名作《扬子江流域及其腹地》，其下还有一个副题《关于中国，特别四川省内与梭磨地区蛮子世界的旅行报告》。该书也已有中译本，改名《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出于营销的考量，改译书名已司空见惯，却有个准确度问题。以此书论，且不说冠以整个中国，范围圈得过大；随性拈出1898年作为年代坐标，更匪夷所思。中译本前言称“意在使人一看就知道是本百年前的老书”，仍让人一头雾水。因为从其旅行年代来说，这书纪事应是1896年；从其出版年代来说，这书杀青应在1899年（书中有好几处提及1898年统计资料或英国外交部报告，原因即在于此），为何偏偏取个1898年呢？
此书原本四十章，中译本删去了其中讲中国基督教布道会的第三十九章，却不给个说法。如果说，第二章至三十七章是著者对长江之旅的现场实录，那么，删去的这章以及概观长江流域的第一章、专讲鸦片的三十八章与作为全书结论的四十章，恰恰构成此书的核心。实际上，伊莎贝拉的第五期旅行，也是一次“传道之旅”，丈夫与妹妹之死让她更虔诚地热衷于基督教布教与医疗传道活动，试图了解这种布道的实态，是这次旅行的目的之一。为纪念妹妹，她还在保宁府捐建了医院，并出席了开诊仪式（217页）。毋庸讳言，她对中国与中国人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这种信仰之上的。删去可作为晚清基督教传播史料的第三十九章，对读者了解其人其旅其书，无疑是一个缺憾。
《扬子江流域及其腹地》的多重价值
毫无疑问，读者如果摘去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这部旅行记也许能从更多角度呈现其丰富的价值。这里且说其中一个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伊莎贝拉在上海、杭州、汉口乃至内地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基本上没有因是洋人而受到投掷石块、肆意谩骂的遭遇。但在宜昌以及四川中小城镇，例如梁山、绵竹、彭山、灌县与泸州，反而因排外情绪的狂热煽动，一再被污蔑为“吃小孩的”。在梁山县城，“有1500到2000壮汉，由某个文学之士率领”（170页），围攻她入住的旅店，愤怒的民众差点置其于死地。她在彭县罗家场也受到两千人的包围，她被大石头击中而“晕了过去”（242页）。而在更为边远的藏羌地区，人们虽对洋人感到好奇，却真诚相待，她也从未受到过些许人格侮辱。如果说，前者因风气已开，理性行事，后者仍民风纯朴，本真待人；相形之下，那些处于风气将开未开的夹心层面，也许最容易受到盲目的排外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所煽动，其中包括类似率领围攻的“某个文学之士”。伊莎贝拉是一个教徒，她在梁山与彭县受到围攻确是无辜的，所幸死里逃生，未酿成另一次教案。这就让人感到，对中国近代许多教案，是否也该换个角度去思考呢？
这部旅行记不乏自然风光的细致刻画，但伊莎贝拉显然更关注人文的内容，对川西北地区的边缘性、神秘性及其与内地在社会文化上的异质性，对这些与近代文明基本隔绝的社会空间及其弱者群体，她以他者的好奇与同情的理解，敏锐地观察与深入地思考着。尤其对藏羌地区“边境的多重性”，她以自己的旅行与行纪，为百余年前四川地区，尤其是川西北藏羌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基础、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与历史，留下了社会史、民族志、宗教学、民俗学与人文地理学等诸方面的珍贵材料。
尽管不可能完全摆脱偏见，但伊莎贝拉对中国与中国人有着真挚的同情与充分的好评。她赞扬三峡纤夫的勇气、忍耐力、刚毅、镇定、善良，“把这个阶级视为中国人非凡精神的代表，这种精神产生了中国并使之成其为中国，这种精神使中国人在东亚和美国西部的任何地方成为昌盛和成功的移民”。（110-111页）
伊莎贝拉揭露了晚清统治的腐败与黑暗：“我获悉，这些官员在四川的毒品方面作了大量的投资，他们沿途不纳税，在北京大获其利，而由倒霉的地方官员承担运费。”（324页）与一般殖民者的偏见不同，她“不相信中国在衰落”，在她看来：“所谓衰落是政府的管理。人民是正直的，而官吏是腐败的。”（362页）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她还引用了“文官都是三只手”的民谣，满腔义愤地指出：
形形色色的贿赂、贪污、侵吞公财已经流为习惯势力，国家收入的十分之七被官吏的“三只手”攫去，分配给公共工程、修缮、军事和海军装备的总金额，在到达目的地的途中要遭到巨大的损耗，以致中日战争中“一个有腐败政府的正直的民族”轻而易举被“一个有正直政府的腐败的民族”所制服。（363页）
伊莎贝拉说得一语中的：“一个有腐败政府的正直的民族”，不正是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噩梦吗？
历史行纪的再验性释读
旅行记保存了旅行者对当时当地地理人文的客观认知，为后来的认知者提供了实录性史料，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惟其如此，近年以来，历史上的旅行记，尤其来华外国人的中国游记，日渐受到重视。然而，旅行记毕竟蕴含着旅游者主观体验成分在内，其中的认知难免因幸运的传承而过分强调与放大。后来研究者在利用历史上的旅行记时，面临着史家使用文字史料相似的困境，一方面不得不利用其中的客观成分，另一方面又必须剥离其中的主观性因素。这是阐释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此，金坂清则在《イザベラ·バード極東の旅》日译本里指出：“阅读游记， 就是研读其间记述的行旅，解读其旅行者，判读行经的场所与地域，释读旅行的时代。”（二卷407页） 作为人文历史地理学者，他认为有必要改变旅行记的读法，在探求其记录性的同时，重新发现前人之旅及其行纪的超人魅力与丰富内涵。为此，他循着伊莎贝拉的行踪，在世界各地寻访其各时期的旅迹。
这里且说伊莎贝拉的四川之行，金坂教授与钟翀博士在2002年暑假与2003年3月两次踏勘前人的旅踪，先后发表了《四川省奥地の旅》（京都大学《地域と環境》2002年3月号）与《イザベラ?バードの四川の旅（1896）をたどる》（同上2007年3月号）。这种旅行，英语称之为"twin time travel"，日语用假名直接移译，中文也许可以译作“再验之旅”。他们的“再验之旅”有两个目的。其一，旨在改革开放急剧推进的形势下，从社会学角度有意识地考察双重的“中心－周边性”：一是位于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区与四川省为代表的周边地区的差异，一是四川省境内的中心地区与其周边地区的差异。其二，在同一景观或场所，隔着不同的时代，体验前人旅行记里所蕴涵的情感、认知与思想，也就是“追踪式地去体验过去旅行记里所描写的行旅，同时体味现在与过去两个时空的旅行”（《中国奥地紀行·解說》）。这种“再验之旅”，虽以先行者及其旅行记为前提，但再验者必须有自己独到的意图，在旅行中，再验者与先行者以旅行记作媒介，在共有那同一场景的瞬间，品尝不期而至的醍醐之味。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再验之旅”中找到了伊莎贝拉在百余年前拍摄的许多实物，其中梭磨土司城历经岁月风霜，原来拱卫两座碉楼的城堡已荡然无存，碉楼也仅残存一座，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顺带提及，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自2011年4月20日起有为期两月的《再验之旅：追寻伊莎贝拉的足迹》摄影展，展出伊莎贝拉当年旅途摄影与金坂教授在再验之旅中的摄影，颇多这类沧桑对读的作品）。
这种再验之旅，在各个专业领域里并不鲜见。费孝通再访江村，应该是社会学界的佳话；冯其庸寻访玄奘的西域之路，无疑是历史地理学界的壮举：都颇能体现“再验之旅”的学术定位。举一反三，对历史上的旅行记，对这些中外旅行家行经的区域及其时代，如何以一种现场感去把握与体味，不仅对人文地理学，而且对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再验之旅”与历史行记的翻译
金坂清则的“再验之旅”，旨在让自己对伊莎贝拉旅行记的译注臻于完善，成为一项厚重的实证性研究。这种实证性充分体现在日译本《イザベラ·バード極東の旅》译注中。其中《中国写真集》与《極東の風景》是两部摄影集，包括伊莎贝拉在中日朝实拍照片一百二十张，其中中国为九十七张（有部分重复，《扬子江流域及其腹地》英文原本所附照片都选自其中）。金坂教授对尚能找到的伊莎贝拉在中日朝的取景地，几乎逐一证诸“再验之旅”，大大提升了两部影集译注的学术附加值。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他对《中国写真集》中那张通往紫禁城的照片译注说：“实地调查的结果，这张照片，是在正阳门东西延伸的城墙上，正阳门东约五十米附近拍摄的……现在这一地点建着毛泽东纪念堂”（一卷215页）。正是这种耗时耗力更耗钱的“再验之旅”，他才成为当今日本研究伊莎贝拉旅行记的第一人。
仅就伊莎贝拉《中国奥地紀行》英译地名的准确还原，他们在“再验之旅”中，对不能落实的小地名，就拿着民国的地图到现场逐一询问核对。而中译者毕竟没有如此严谨的实地勘对，在地名翻译上就颇有出入。据钟翀博士告知，仅以第二十一章为例，标题为《从梁山县到下山坡》，“下山坡”应为“下山铺”；文中“沙浦”（173页）应作“沙河铺”（今称“仁贤镇”）、“青台”（173-174页）应是“金带”，“富里根关口”（174页）应译为“福利关”或“佛爷岩”，“王家寨”（175页）当译作“文家场”，而“塞北渡关口”（176页）该译成“晒白兔关口”。
如果说，小地名误译还情有可原，近代名人名著的误译，则无可推诿。第三十九章“蒂英西·理查兹”（368页），现在通译作中国名“李提摩太”；“《时代评论》”（368页）未译成“《万国公报》”，也是常识性失误；至于把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强学会”译为“中国青年党”（370页），更令人啼笑皆非。而“乌榜船”既然是“箍着竹顶篷”、“两头没有门”的（255、325页），不如译为鲁迅笔下的“乌篷船”似更恰当（日译就作“乌篷船”）。
由此可见，对历史上的旅行记，仅仅在句法与词汇上谙熟地对译，还远远不够。正如金坂论及“再验之旅”时指出：“如果伴随着实地调查，能把明了的事实，将其原原本本记录在案，这决非翻译工作的分外事，而正是从事旅行记翻译的预案与作业。尤其是翻译者在译介有关本国旅行记时，那样的调查研究是易于进行的，也将为原著附加进新价值。”（《旅行記と寫真展》，日本《地理》2010年4月号）即便因条件限制，翻译者一时还不能踏上“再验之旅”，就旅行记的时代背景与区域知识尽可能多做点功课，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