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多少人会想到，有“硬汉”之誉的利比亚最高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竟然会考虑放弃政权，让其子赛义夫与联军进行谈判——条件是不清算卡扎菲家族。虽然目下仍无法预料最终结果为何，但毫无疑问，这个几乎是当代全球当政最久的“革命领导人”，终究会面临自己的末日仲裁。

　　也许在很多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心中，敢于向美国及西方世界叫板的卡扎菲，是非洲大陆的超级英雄。如果从推翻利比亚王国政权的角度来说，他的确堪称少年英才。想想看，一位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军官，居然成为全国近五百万人的精神领袖，那需要多大的魅力啊。

　　他在当代国际政坛上简直就是个奇迹——比如，他可以在联合国连续发九十六分钟的无聊牢骚，不仅让各国元首昏昏欲睡，连自己的翻译也崩溃到拒绝继续工作。这跟赫鲁晓夫在联大用皮靴大敲桌子有几分相似。他还亲自驾驶推土机，推倒的黎波里的监狱，释放四百名政治犯——这样的行为，简直不像个独裁者。这位造型古怪、言论大胆的国家元首，到底在想些什么，没有人知道。

　　答案也许不难，因为这位在利比亚被称为“伟大革命导师”的古怪老头儿，有不少著作行世。在利比亚战火纷飞的今天，翻开这本早年出版的《卡扎菲小说选》，显得特别应景。也许看完这部号称“小说”的小册子，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对卡扎菲毁誉参半。

　　各个版本的卡扎菲传记都说，他中学时便崇拜埃及总统贾迈勒·纳赛尔。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收听纳赛尔在“阿拉伯之声”的演讲广播。他逐渐成为一个大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这样的举动显得过于早熟。卡扎菲的领导才能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这个代号为“第一小组”的组织，每名成员可建立自己的次级组织，成员均需卡扎菲批准。

　　各次级组织间的成员彼此不认识，看上去更像一个秘密帮派，他们宣传的就是大阿拉伯主义。当时阿拉伯联盟已经成立，有成员国在推动阿拉伯统一运动，卡扎菲以纳赛尔为偶像，鼓吹“自由、社会主义与统一”。随即他被学校以参加政治活动为由而开除，被迫转学。在米苏达拉中学里，他也曾建立类似的组织，并在1956年领导了反对以色列的示威游行。他很善于激发周围人的情绪，喜欢演讲，并做着大幅度的手势。这个中学生早已是当地的名人。

　　此时的利比亚，还处在伊德里斯一世国王的领导下。当时独立不久的利比亚，可谓一穷二白。全国上下没有一所大学，只有十六个留学归来的大学生，律师也只有三位。至于医生、工程师、检察官等专业人才，完全没有。政府治理端赖英国援助的公务员。伊德里斯也因为亲西方的态度，而遭致阿拉伯民族主义青年的诟病。

　　卡扎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入刚刚成立不久的班加西大学历史系。也许这与他对大阿拉伯的感情投入有关。一年后他转入班加西军校，与一些大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关系密切。这样的成长轨迹显然注定了他以后的行为。在《最后的聚礼日没有祈祷》一文中，他对伊斯兰世界的不团结，表现出极大的担忧。

　　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名著《革命哲学》，很可能就是卡扎菲这段时间内的全部思想资源，尤其是纳赛尔关于“自由军官组织”的论述。在后来的“九一革命”中，他以小小一个中尉的身份，竟然取得革命的主导权。这一切都有赖于他在军校内秘密成立的“自由军官组织”。他们对推翻伊德里斯政权早有准备。

　　有报道曾说，卡扎菲最喜欢的小说是《黑奴吁天录》。假如从反基督教的角度解释，这是很有可能的。在非洲争取独立运动的那段时间，这部小说是许多黑人的精神动力之一。也许在卡扎菲心里，非洲作为白人殖民地，黑人就是这种变相蓄奴制度的受害者。反基督教和反西方、建立阿拉伯统一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梳理了他的成长历程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这部所谓的小说选，其实该算作是卡扎菲的政论集。他牢骚满腹地发出各种抱怨，关于城市与乡村，关于革命和群众，关于历史与生命，等等。或许由于文化的疏离，我还无法准确理解他的想法，但我确信，他对周遭世界的理解是偏颇和偏执的。相信卡扎菲不会像大多数独裁者那样，请部属代为捉刀，因为任何有写作能力的秘书，都不会把文字写得如此啰嗦和繁冗。

　　这部小说集的第一篇是《城市》。从整个行文来看，他对城市抱有极大的不信任和厌倦情绪，好像那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城市生活由其本性所决定，它的目的就是功利和机会，它的道德就是虚伪。”看到这样的词句，让人很难相信，这出自一位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国家领导人的笔下。他痛恨城市生活到令人发中指的程度，几乎把人世间的所有罪恶，都归罪于现代工业文明。

　　具体的例子就不赘述了，他用多而复杂的细节，控诉了城市的各种缺陷，明显能看出他的不安全感。作为一位牧羊人的儿子，我相信他少年的生活经验左右了他以后的生活体验。卡扎菲的少年时代，家境窘迫，住在沙漠上的帐篷里。他上小学要花三四个小时往返。中学寄宿于清真寺里，席地而卧。其实从小开始，他就没有在城市生活的经历。

　　在这个牧民占农业人口一半的国家，大多数人口居住在乡村的部落。卡扎菲认为，只有乡村的生活才是人们应该的存在状态。城市在他的认识里，就是资本主义所有罪恶的体现。他说“每样事物都会有城市生活所要求的物质价钱”，反对这种金钱标准。凡是城市的东西，都是使人堕落的，不可理喻的。“城市生活纯粹是一种蛆虫似的生活。人在其中毫无意义、毫无见解、毫无思考地活着和死去。在城市里没有自由，没有舒适，也没有清静。”

　　不晓得这样的感受是否来自他在伦敦留学时的印象。至少在卡扎菲进入班加西时，利比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还没有他说的那样发达。但他的确厌恶这种自己无法掌控的生活。比如，他喜欢把超大的帐篷支在的黎波里的宫殿中，宁可住在帐篷里，也不愿住在坚实的水泥建筑里——不是为了防震，而是他确实不喜欢。

　　“在城市里，人还不如墙壁对你更尊重些。”这样的词句，只能看到他对人与人关系的不信任。他信奉的是“熟人社会”，那种依赖面孔和血缘就可以辨认的乡下熟人，才会成为朋友，而不是依赖电话及门牌号码辨认的城市人。他对稍显复杂的社会关系非常不满，认为熟人社会才是方便简单的社会。比如，他认为犯罪者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确信别人都不认识他。

　　除非必要，他宁可骑马骑骆驼，也不愿坐汽车。他不抽烟不喝酒。我想他可能也讨厌使用货币——但并不拒绝它。他不喜欢任何体育运动，因为那些都很无聊。请看这句：“你也许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人竟在观赏一场两只公鸡的打架，更不要说有时千百万人竟会盯着仅二十二人在追着一个西瓜大小充满着普通空气的小袋子，做着一些无聊的动作跑来跑去。”

　　他反对城市的原因之一还有，汽车会撞死人。这些看来离奇的观点，却是卡扎菲在文中大声疾呼的重点。他并不认可这样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在推翻伊德里斯之后，他需要带领利比亚走上现代化之路，需要真正地去迎接现代工业文明，至少他们那里的油井需要。然而，他对这种文明却抱有极大的不信任感和恐慌感。

　　这本小说集里唯一还像小说的一篇小说，即《宇航员之死》，展现了卡扎菲对工业文明的不屑——至少，他认为这个工种无法与土地产生联系，而农民才是土地真正的主人。他甚至连宇航员存在的意义都不曾想过。他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是迟钝的，遑论对宇宙的理解。他迟至2009年，才愿意走进联合国的大厦。

　　利比亚在独立之前，各个部落除了真主之外，只有部落首领是效忠对象，民众完全没有建立起现代国家意识。伊德里斯政权的脆弱，也是因为整个国家的民众缺乏国家认同，只有部族认同。而部族认同，又与乡村熟人社会相联系。现代城市文明会打破这种联系，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构成方式。这种新秩序势必要扭曲原先的社会构成。

　　他对乡村的眷恋和不得不住在城市之间有着紧张的冲突。他说，“一般来说，我自愿进城，是自找罪受。现在也没有时间细说原因了。主要都是境遇逼的。那么，我希望你们还是让我去放我的羊好了。我把那些羊丢在了谷地，让我母亲照管。可是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姐姐也去世了。听说我有几个兄弟姐妹都让蚊子给害死了。你们让我安静地想我的心事好不好！”

　　在我看来，卡扎菲的思维还停留在前现代时期。虽然他也发觉，走向现代国家需要灌注一整套意识形态，建立国民的普遍认同，但这种意识形态完全可以不必在西方世界后面亦步亦趋。但是，利比亚却又是如此特殊，在“九一革命”之前，宗教、国王、官僚、精英集团都无法成为统治内核，他需要武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已告一段落。独立的大多数国家都在非洲，但除了博茨瓦纳之外，大部分都变成了威权国家。利比亚的九月革命前几年，尼日利亚的民主政府被军人推翻，随后利比亚发生九月革命，卡扎菲及他的同僚开始上台。

　　《利比亚史》的作者、美国学者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就说，卡扎菲限于其自身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他的思想仍是一种讲究权威、等级、命令与服从的“沙漠哲学”。卡扎菲政权的合法性一半来自他的前任的“倒行逆施”，另一半则来自他的沙漠贫民身份。他宣称自己来自“人民”，因而可以“代表人民”。

　　这种沙漠哲学，把大多数的民众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一党执政、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的共同特征是，既压制竞争，也压制参与。于是一轮接一轮的各种“革命”，七八年就来一次，他们鼓吹革命道德，抵制西方思想，普通群众被发动起来，砸烂一切。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里把群众比作火，卡扎菲深知群众的力量，也将他们称为“火”:

　　群众欢乐起来时是多么热情似火、情采动人！他们会把他们爱戴的人扛在肩上。他们就曾扛起过汉尼拔、巴克利、萨沃纳洛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墨索里尼和尼克松。可是当群众愤怒起来时，又是多么冷酷无情！是他们密谋毒死了汉尼拔；是他们架火烧死了萨沃纳洛拉；是他们把自己的英雄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是他们打碎了他们敬爱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的颌骨；是他们拖着墨索里尼的尸体游街；是他们先是鼓着掌把尼克松送进了白宫，然后，当他离开白宫时却朝他的脸上啐唾沫。（《逃往火狱》）

　　结合前述来看，卡扎菲正是用他朴素的乡土情怀，完成了和群众的连接，建立了某种程度的情感认同。他以自己出身贫民为傲，他经常微服私访，他喜欢直接从最下层获取信息。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就是一个漂泊的穷贝都因人。”在2月抗议发生后，他还声称，自己不是总统或国王。

　　被称为“革命领导人”的卡扎菲，现在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没有国会可以解散，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所以他没有办法下台。只有他创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制度才是最好的政权形式，而他，就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即便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也不得不承认，有些利比亚民众认为，卡扎菲活在他们的血液当中。

　　如众多独裁者那样，卡扎菲既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他还兼着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从这本1988年出版的小说集，可以窥见这位“沙漠之子”的复杂心态。乡土情怀、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构成了他思想的全部。

　　这个被称为“世界第三理论”的基础就是，因为有卡扎菲，社会主义不需要任何政党领导，也不需要任何阶级的专政，实质上完成了个人独裁的理论建构——以至于他自己都坚决地相信，自己真的就是所有人民的代表。他像早年牧羊那样，以为人民就是他的羊群、他的财产。正如他正在做的那样，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使用“人盾”策略——自己对人民有生杀予夺之权。

　　这可真是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