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50年代之前，美国艺术史学和艺术批评，与艺术创作情况一样，是笼罩在欧洲传统的影子里的，国内学界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和介绍得都比较少，近些年来，大家的注意力多集中在50年代之后成名的美国艺术史家和批评家身上，比如迈耶·夏皮罗、阿尔佛雷德·巴尔、詹森、格林伯格、麦克·佛莱德等人，而事实上，20世纪初到20-30年代，是美国艺术史和批评崛起的关键时期，牵涉到美国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是如何在欧洲思想传统与本土经验的碰撞与交融中孕生出新的学术话语形态、乃至成为战后西方世界的中心的问题，了解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全面和准确理解和把握美国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发展的学术景观及其在整个西方艺术史和批评史中的地位，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美国，早期艺术批评主要受英国批评家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影响，他的著作1847年出版后，很快成了美国艺术批评写作的参照标准。20世纪最初的10年到三四十年代，介入批评活动的人各色各样，包括专业批评家、历史学者、哲学家、前卫艺术家、收藏家和作家等，讨论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其中一个比较核心问题是：美国的艺术和文化中是否包含了一种特殊的精神态度。这些讨论大都是在欧洲美学、艺术史和批评理论，尤其德国理论之上生发出来的，当时比较出名的批评家和艺术理论家是罗伯特·亨利（Robert·Henry）、斯蒂格里茨（Alfred·Stieglitz），他们两人影响了纽约的一大批艺术家和批评家，并且形成了两个活动圈子；此外，杜威哲学和美学思想及德国移民艺术家汉斯·霍夫曼（Hans·Hofmann）的表现主义理论也对促进美国早期前卫艺术思想的发展，乃至形成一种现代艺术创作的美国精神态度的自觉意识，起到了推动作用。
专业艺术史在美国的发展和壮大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之前的美国艺术史教育和研究活动主要与艺术品的收藏、鉴赏、基督教艺术考古学及市民的道德和文化素养的培养等联系在一起。帕诺夫斯基在《美国艺术史30年：一个欧洲移民的印象》中谈到，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艺术史呈现的活跃景象和取得的成果，已彰显出新颖的学术形态，并对德语国家乃至整个欧洲艺术史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他提到的当时已成名的美国本土艺术史家艾伦·马尔库德（Allan·Marquand）、 查尔斯·卢夫斯·莫里（Charles·Rufus·Morey）、佛兰克·J·马瑟（Frank·J· Mather）、 阿瑟·金斯利·波特（A· Kingsley·Porter）、霍华德·布特勒（Howard C·Butler）、保罗·萨茨（Paul J·Sachs）等人，在学术倾向上，多表现出对特定门类的研究对象的“实物全集”的意识，致力于物证工作。除雕塑、建筑、绘画之外，各种工艺装饰、乡镇教堂的粗拙雕刻、素描底稿等，都纳入他们的调查和研究范围。他们总是尽力搜寻和记录这些零散的和正在销蚀的东西，并了解它们的原初存在状态。正如杜威所说的，只是在造物的层面上，“创造者的真才与接受者的真保持一致”，也只有在确凿的造物事实上，才能酝酿和发展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研究的各个方向的专业实践原则。
构成20世纪早期美国艺术史的另一支力量来自于30年代初受纳粹政治迫害或为躲避欧洲战争威胁而移居美国的欧洲移民艺术史家、尤其是德国的移民艺术史家群体。这些学者初到美国，主要落脚在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曾经在纽约大学工作过的德国艺术史家包括：帕诺夫斯基、沃尔特·佛里德兰德尔（Walter·Friedlander）、理查德·克劳塞默尔（Richard·Krautheimer）、理查德·艾丁豪森（Richard·Ettinghausen）、卡尔·鲁曼（Karl·Lehmann）、朱利斯·海德（Julius·S·Held）等人；在普林斯顿工作的德裔艺术史家主要有：帕诺夫斯基、保罗·佛兰克尔（Paul·Franklin）、查尔斯·德·托内（Charles·de·Tolnay）、库尔特·威茨曼（Kurt·Weitzmann）；在哈佛大学及其所属的福格艺术博物馆工作的有：雅各布·劳森伯格（Jacob·Rosenberg）、斯瓦岑斯基（Georg·Swarzenski）、奥托·本内施（Otto·Benesch）等。德国移民艺术史家与美国本土艺术史学所形成的碰撞和交融，对美国后来的艺术史及相关专业学科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为二战后美国成为国际艺术史学术研究和教育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