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仙桥不再有杜月笙和董竹君的身影，居民少了些谈资，但依旧过他们的平常日脚。
施康强
事情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说起。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以南通惠河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史称八里桥之战。法国政府为纪念与彰显本国的武功，晋封此役的法军统帅蒙他板（Montauban, comte de Palikao，又译“孟斗班”）为“八里桥伯爵”，并把巴黎二十区一条街命名为八里桥街（rue de Palikao）。1865年，上海法租界当局凑热闹，把境内一条新辟的马路也定名为八里桥街，即今云南南路。上海人不能接受这个羞辱祖国的路名，遂以谐音呼作八仙桥街。有了这条街，就有了八仙桥。
《上海掌故辞典》“八仙桥”条目：“旧桥梁名，跨周泾（今西藏南路）。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之前，周泾是法、华两界的分界河，河东是法租界，河西是华界。1900年时，法租界扩张，周泾西面的打铁浜（今自忠路、顺昌路、太仓路、重庆中路）以东地区被划入法租界新界。为沟通与新租界的交通，法租界在周泾的北端，即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修建一座木桥，因桥近八仙桥街，而被叫做八仙桥。后人不明桥名之由来，遂讹传这里曾是八仙到过之地。”
原来如此。我是在八仙桥街区长大的。这个泛指的地名包括的范围，大体上东至西藏中路，南至淮海中路，西面至少应到嵩山路，北面到宁海西路乃至更北的延安路。我从小喜欢这个地名，觉得远比附近的南洋桥、东新桥乃至太平桥更有意思。当然不相信真有八仙，尤其是中国神仙中最富有人情味的吕洞宾和铁拐李，曾在此地游戏人间。但至少愿意想象，脚下这块土地曾是水乡一个小市镇或小村落，曾有过“闲梦江南梅熟时，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的情致。后来查出八仙桥的来历令我有幻灭之感，不过这不妨碍在我的记忆里，不是邻近的有洋味的淮海路，也不是四大公司并立的南京路，这里才是最典型的中国近代市井。
提起八仙桥的往事，论资格，首先会想到黄金荣。除了晚年住漕河泾黄家花园，此人一生的活动始终以八仙桥为中心。他第一个公馆在老北门民国路同孚里，后来住进八仙桥的核心地带，龙门路淮海路口的钧培里。每年腊月十五，他在八仙桥发放冬赈。他有了钱，不是开戏院便是置地产。黄金大戏院在金陵路西藏路口，大世界和共舞台也都近在咫尺。解放后他被罚在大世界门口扫地，据说闲下来就搬张椅子坐在钧培里口，望着街景发呆。
杜月笙后来居上。他投入黄金荣门下当小脚色时，住在黄宅的灶披间。风云际会，凭借能力和手段，他靠贩卖烟土和开赌场发家，终于“泥鳅变鲤鱼”，鲤鱼跳龙门，成为法租界的“教父”，同时“强盗扮书生”，化身为金融家、企业家和慈善家。他娶了几房太太，有多处房子仍嫌不够住，决定自造公馆。黄金荣在跑马厅后隔两条街，距离大世界不远的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有两亩地皮，就慷慨送给他。另一位大亨张啸林要跟他做邻居，他索性送张家一半地皮。1920年代，两家各造一幢同样格局的房子。头进中式，两层楼；二进西式，楼三层；两宅中间隔一道砖墙，开一扇便门。陈存仁《阅世品人录》第六章《杜月笙江湖义气》里有一张杜宅的平面图。他说：“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解放后此宅归某单位使用，我曾路过门前，觉得并不起眼，绝对比不上后来东湖路的杜公馆。
杜公馆里故事多，有的故事能进入历史。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以杜月笙的青帮势力为奥援，正式在上海发动“清党”。事前，他们需要除掉当时的上海工运领导人、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杜与汪本来在场面上有点来往，便由他出面，请汪于4月11日晚来杜宅相商要事。我们以前也知道汪准时赴约，中伏，被杀，但对细节不太了解。章君榖著陆京士校订的《杜月笙传》对此事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当晚7点，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内埋伏重重。门外有一支机动部队，包括两部汽车。其中一部上除了司机还坐好两名彪形大汉，停在华格臬路通往李梅路的转角。汪的车子在杜公馆门口停下，汪下车。此时，李梅路转角的小包车开始徐徐滑动。汪到门口，门灯亮，铁扉开启后随即关上。那辆徐徐滑动的车子驶近汪的座车的左边。两扇车门同时打开，跳下两条汉子，挟持汪车的司机和保镖，开走。汪进宅，在客厅檐下前即被埋伏好的杜门“四大金刚”擒住。杜在楼梯口观看，高声关照：“不要做在我家里噢！” 此书作者有意点缀一点“本地风光”，在书里不时插进几个上海方言词。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很遗憾作者没有让杜月笙说浦东上海话。“做”应是原词，周立波的“奈伊做脱”本此。但是杜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应是“勿要做啦我屋里厢”，而且把“勿要”读成一个音wiao。多集纪录片《外滩》据此再现了这个场景，也让杜月笙照说“准官话版”，逊色不少。
“四大金刚”劫持汪上车。《杜月笙传》作者接着写道，“后座里，芮庆荣和叶焯山四条铁臂，把浑身动弹不得的汪寿华，紧紧箍住，尤其芮庆荣那只蒲扇大的右手，仿佛五根钢条，他始终紧握汪寿华的口鼻使汪寿华既透不过气，又喊不出声。他只有竭力扭动全身的肌肉，在作无效的挣扎。”车到枫林桥，芮庆荣下毒手了：他“运足全身气力，集中在他的右手五指，那五根钢条自汪寿华的口鼻移向咽喉。动作快得不容汪寿华发一声喊，车中各人只听见他喉间咯咯有声”。下文，作者根据叶焯山的讲述记录乃至描写了汪寿华的临终挣扎过程，像是一个长镜头，加倍渲染暴力。我读到这里很不舒服：即便作者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作为一部传记，甚至作为文学作品，有必要这样考验读者的神经吗？
1935年，在华格臬路的另一端，董竹君演绎了一个创业传奇。她在《我的一个世纪》里写道：与丈夫离婚后，她从四川回上海，为养活一家老小，决定经商开餐馆。她借到两千元钱，在当时只能开设规模较小的餐室。“所以必须精打细算，寻找房租便宜，又能闹中取静、位于中心区的店面房子，并且面临马路，必须宽阔，有停留汽车的场地，以便吸引社会上层顾客。”于是她到处寻找合适的店房。经察看，在上海法租界大世界附近的华格臬路，有一排坐南向北的很普通的店面房子。这排房子对面是一大片空地，马路宽阔。但夜间行人稀少，人们去霞飞路都宁愿经过青年会，到恩派亚电影院转弯绕道，不愿由此路过。她租下一幢单开间一底三楼三个亭子间带晒台的店房。由于格局不大，菜馆取名锦江小餐。“开业那天，顾客就挤得水泄不通，店门两旁、马路中心都挤满了顾客。店内过道、厕所附近，无处不加添座位，客人从头顶上互相帮助传递菜肴及账单。”座无虚席，连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以及当时南京政府要人和上海军政界人物来吃饭也得等上很久。天天每餐每座几批顾客，汽车停满对面空地，盛况轰动全市。不久，锦江对面的空地都新建了店铺，争先恐后开设餐馆。华格臬路成为上海最早的菜馆一条街。
杜月笙几乎每天都来，每次都要等候很久才能就座，终于不耐烦。他帮董竹君租下左邻右舍的房子，甚至搭了天桥，向后弄堂发展。这本属违章建筑，好在有杜月笙的面子，法租界当局发给临时特许营业执照。从此锦江小餐改名锦江川菜馆。虽经扩展，依旧需要提前三天订座。汽车停放从华格臬路东头，直到西面转弯南京大戏院路口。
解放前夕，杜月笙移居香港。董竹君与共产党早有合作。1951年，她把两店（锦江川菜馆和她名下的另一家企业，锦江茶室）献给政府，并迁往华懋公寓，即十三层楼营业。于是有了锦江饭店。
八仙桥不再有杜月笙和董竹君的身影，居民少了些谈资，但依旧过他们的平常日脚，享受稠密的商业网点提供的各种方便。
我的老家在金陵中路与淮海中路之间的望亭路，即李梅路南段。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我在广西路的格致中学读初中，每天上学常取道宁海西路到大世界。当时我知道有十三层楼锦江饭店，不知道曾经的华格臬路上的锦江川菜馆和董竹君的故事。印象里，这一段宁海西路两边房屋的底层多为住家或工厂，很少商店，好像没有饭馆。快到西藏路口才有家酒店，店堂后面挂了块竖匾，上书“太白遗风”四个大金字。倒是这家酒店本身成了当年菜馆一条街的遗风。
1943年，汪伪政权依仗日本势力，名义上收回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并对租界的路名作了系统更改，原则上用中国地名替换原来的外国人名。霞飞路改称泰山路，华格臬路改为宁海路。抗战胜利后，又改泰山路为林森路，直到解放后变成淮海路。宁海路不变。据我儿时和少年时的记忆，提到邻近的街道，大人都用法租界收回后或解放后启用的新名称，唯独对于华格臬路（有早市小菜场）和霞飞路，仍沿用了好几年，后来才改口。霞飞路自然代表了一般市民的法租界记忆，挥之不去；而华格臬路也叫顺了口，多半是因为有杜月笙残存的影子，一时转不过来。
这个街区，在1956年完成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可谓百业杂陈，几乎所有的街面房子都是商店，市民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都能在半径不到一里的范围内得到满足。拿我家住的街面房子做出发点，右首，挨着设有扬州人剃头摊的弄堂口，是漆匠店，其实是做招牌和粉刷油漆房子的。左邻是铅皮店，打造各种马口铁的器皿。再过去，依次是裁缝店，当店，衬里纽扣店，转弯角上是兼卖糖果汽水的水果店。还有山东人的大饼油条炝饼油饼摊，午市卖菠菜炒面，冬天卖烘山芋。“炝饼”取其音，不知道这个“炝”字该怎么写。那是用平底扁锅烤熟的整张干面饼。“油饼”不是北方的炸油饼，是在锅底浇油后连煎带烤而成，上撒芝麻，层次丰富。分厚薄两种，厚的油重，更香。摊主根据顾客需要，当场切成大小不等的扇形出售。马路对过，从南往北依次是老虎灶兼茶馆，柴爿店，衬里纽扣店，切面店，苏广成衣铺，豆腐店，生煎馒头店和楼上的小茶馆。
豆腐店是辛苦的营生。每天天没亮，就传出推磨豆子的声音。居民会端一口小钢精锅，去买新鲜刚出锅的热豆浆。农历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生日，按照习俗要“烧地香”。到晚上，老板会在马路边上用豆腐渣堆出一个方块，插满小棒香。儿童们等香烧完，拔出末端的细棍，收集起来玩山寨版的游戏棒。门口有皮匠摊的老虎灶最为热闹，用锯末烧火。夏天用帘子隔出一个小空间，挑出一个写有“清水盆汤”的白灯笼，兼营浴室。三轮车夫做完一天的营生，洗个澡，在长板凳上坐下喝茶。老虎灶本身没有、也用不着招牌，但在檐角下有块小招牌，上书“内有道士”四字。原来店堂后身住了个年轻道士，平时作常人装束。有了生意，就披道袍，戴道冠，执木剑，像煞有介事。除了当铺，所有店家都用排门板，营业时间店堂敞亮，行人一览无余。唯独当铺的门面砌了墙，中间开个不大的门。进门二尺就是高高的柜台，里面也不开灯，黑黜黜的，少人光顾。摆小人书摊的正好利用这道墙，让他打开的折叠书架有所依靠。我曾是这个书摊的常客。就地租看连环画，一分一本，带回家看要一天。精明的老板会把一册厚书拆开，订成两本。后来他也出租武侠小说和解放前出版的旧杂志，我得以读了不少《万象》和《杂志》。
到金陵中路口左拐，有信大米店，造坊（油盐酱醋店），糕团店，大饼油条脆麻花老虎脚爪店，绒线球鞋店，缸甏瓷器店，南货店，煤球店，直到嵩山路转角的小水果店和小烟纸店。那时没有瓶装食用油和酱油，居民自带油瓶到造坊去“拷”。伙计给足分量之后，会送你一个用画报纸折成的无底小圆锥，尖头朝下帮你塞在瓶口。
十字路口西北角，双开间的源昌新烟纸店是冬天孵太阳的最佳地点。祖父戴罗宋帽，双手拢在棉袍袖子里，经常靠着柜台与“阿大”（读作“阿杜”，宁波帮商店的经理）聊天。门前有粢饭豆腐浆摊，五分一碗的咸浆是我的最爱，小葱榨菜末虾皮油条块猪油渣辣椒油诸般作料齐备，远比永和大王地道。沿金陵路往西，路北有百货店理发店中药店等等。弟妹若生小病，母亲会差我去中药店买午时茶或鹧鸪菜。若往东，便渐近八仙桥的核心地带。路南有国华煤球店，蝶来照相馆和弄口也有皮匠摊的永乐里。皮匠不仅修鞋，还管绱鞋。勤俭的主妇们自己用新布做好布鞋面，用旧布納好鞋底，拿给皮匠组装。他也可以给顾客配上皮底或车胎底。弄内一所大宅子里，是我上小学的“崇真学堂”。弄口摆了几家专做小学生生意的摊头。那年头时兴用牛皮纸或画报纸包新发下来的课本，卖包书纸是一笔好生意。路北有全福和酒店，布店，南货店，面馆等。还有一个单开间门面开了两家店，一半卖炒货，一半卖文具。拐入普安路，便是有点名气的日新池浴室。
过普安路口迤逦往东，越来越热闹。拣大的说，两边有茶叶店，米店，镇江恒顺香醋专营店，日日得意楼茶馆兼书场，皮货店，赫赫有名的老人和本帮菜馆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陆稿荐熟食店。砧板后面的胖师傅像是活招牌。一角二分一大块酱汁肉加酱百叶结。酱肉色彩鲜艳，入口即化，甜咸两味交融，恰到好处。到龙门路口，八仙桥展开它的华彩乐章。马路变宽，有电车叮当来往。过了菜场，路北一字排开一家大南货店，天津达仁堂中药店，金字招牌的协大祥和宝大祥等等。路南，从把角的邮局（门口有代写书信的摊子）和西湖浴室开始，一路过去，直到西藏路口的黄金大戏院，同样繁华。剩下最后一个地标，也是最高亢的音符：西藏路上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为有别于北四川路青年会，一直被叫做八仙桥青年会。
若在龙门路口南拐，折入淮海路西行，这一段淮海路虽说不是黄金地段，毕竟也是老霞飞路的底子。商店多少带了些洋气，有皮鞋店，西药房，西饼店等。过普安路是“外国坟山”的围墙，连接嵩山路救火会（一直那么叫，其实正对望亭路南口）的瞭望塔。再过去是公安分局，原嵩山路“巡捕房”。“巡捕房”后身仍是“外国坟山”的围墙。我与少年时代的游伴曾翻墙进去，里面除了西人墓碑，也有华人的坟茔。
最后说说娱乐。解放初期，流行打康乐球，一种山寨版的台球。谁家置办了一副，便拿到弄堂里或马路边上找人一起玩。也有比较正式的台球房，当时叫落袋或落弹店，按时收费。有种带博彩性的游戏叫“打陶勃儿”，英语double，加倍赔付的意思。那是玻璃罩下一个长方形台盘。盘的右下侧外面装了带弹簧的把手，里面有一截短短的弹道；盘面上按规则分布若干周围布满钢针的小孔，留出一个口子可以进弹。顾客花几分钱，就可以向外或松或紧拉出把手，依次打出几个钢珠，让它凭惯性滚动，期待它落进某一个小孔。上方顶端中央那个小孔叫double；最难进的是下端中央的孔，赔率最高。其实赔的不是钱，是奖品：牛轧糖，鹅牌咖啡茶，RCA水果糖什么的。最有意思的是过年时候，乡下人在马路上摆的套泥菩萨摊头（沪语说nani菩萨）。顾客出五分或一角钱换若干藤圈，站在几尺外，凭眼力（沪语说“眼火”）和手劲扔出去。泥偶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由简陋到复杂、精致，套中任何一个，都可以取走。近的价贱，好套。远的值昂，难中。最后一排有福禄寿三星，套中了是个彩头，很喜庆。
还有影剧院。那时候电影院和剧场都叫大戏院。前文提到的黄金大戏院演京剧，恩派亚演越剧和滑稽戏。爱多亚路（延安路）上，由东向西为南京大戏院（电影院亦称大戏院）改名的北京大戏院，望亭路口的龙门大戏院，嵩山路口的沪光大戏院。沪光的舞台上方高悬蓝底金字大匾：海上银都。龙门很小，门口有个专售糖炒良乡栗子的小店，用特制的长圆形牛皮纸袋装栗子。这个细节本来藏在我的记忆深处，无由触发。后来读陆游《老学庵笔记》，内有一则曰：“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出使虏廷，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也各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这个“裹”字令我一惊。莫非当年龙门大戏院门口的糖炒栗子包装，乃是八百多年前的汴梁遗风？
到二十一世纪，延中绿地建成，除了前身为北京大戏院的上海音乐厅作为历史建筑得以保存，八仙桥作为居民区和商业区彻底消失，成为一个历史地名。南移后的上海音乐厅，正好压在原先的华格臬路小菜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