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博士论文的出版，一直成为学界阅读的宠儿。因为撰写博士论文的阶段，是一位学者成长经历中最好的时光，有一定的学术积累，良好的学术环境，熟悉本学科前沿研究的状况，无太多社会琐事羁绊，并且年富力强。正是这样美好的阶段曾三凯撰写和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气结殷周雪》。

　　大概是同为闽南人的林语堂说过最好的人生经历，莫过于童年和少年的乡村记忆，青年时期大学的求学阶段，一定人生阅历后又回到高等学府从事研究直至退休。在近现代美术史上，李可染先生的求学经历堪称奇迹，上海美专时期就结缘潘天寿、诸闻韵，国立艺专时期又是林风眠、吴大羽等油画前辈的学生，重庆时期又深得徐悲鸿先生的赏识，最后回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终老一生，其间又以不可复制的缘分，成为齐白石、黄宾虹二老的叩头弟子。笔者本科时期与同学在柳浪闻莺散步，在西子湖夕阳的余晖下，聊到学习中国画最好是本科阶段在杭州比较安静，硕士阶段在北京有较广阔的视野，当时还没有实践类的博士这一说。曾三凯本科、硕士求学杭州，博士攻读于中央美术学院，正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福气。

　　大家一直关注南北两所院校首届实践类博士生的培养，薛永年先生在这套“中国艺术博士论丛”的总序中，也谈到首届中国画实践类博士培养的基本要求，要在开题阶段厘清：“一般性的发表心得与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学术论文，帮助没有接受史论学术训练的实践类博士研究生适应学术研究，着力于后种能力的培养。”还提出：“在国家没有设立美术实践类博士点的情况下，参照史论类博士研究生论文的一般要求把好论文关，是完成学业的必需。但同时以为，实践类博士论文的选题，应该结合本专业的创作与发展，研究理论问题，总结历史经验，特别在传统深厚的中国书画领域，尤应重视研究优良传统在不同条件下的演进、发展和丢失，以便心明眼亮地把握艺术规律，明确前进方向，发挥个人才智。”曾三凯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选题、阅读、收集、梳理，从开题到完成论文，边学边做，在做的过程中进行较为严格的美术理论研究的方法训练。早就知道他选择的“潘天寿山水画研究”通过开题，当时就觉得三凯选题的智慧：1.作为山水画家的曾三凯，山水画肯定是自己熟悉的领域；2.近现代美术史的个案研究相对容易获得资料；3.虽然“传统中国画四大家”研究在美术史家近20年的努力下已经成为显学。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潘天寿纪念馆、潘天寿艺术基金会对潘天寿原始材料收集和研究的系统性，在四大家中起步较早，文献的整理和出版较为全面。但潘天寿的山水画研究，在潘天寿研究中并没有深化。4.作者的学术经历也为完成研究带来天然的优势，这里的学术经历包括作者的求学经历，他南北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潘天寿先生的学生，可以听到师长对潘天寿先生的切身体会。

　　作为画家出生的美术史研究者，从研究对象作品的文本出发，三凯小心翼翼地整理了《潘天寿现存山水画目（含存目）》，其中包括：作品出处、题目、创作时间、材料、尺寸、收藏、款式、印章。并耙梳潘天寿先生留存文献，以及已有的研究文献，编辑了《潘天寿艺术的风格分期》、《潘天寿主要著作目录》（著作、文章、散佚著作与文章）、《潘天寿作品出版物》、《相关研究资料》（著述、期刊论文、报刊、西方学者专著、参考书），在这样的资料寻访与案头整理的前提下，训练自己对美术史个案研究基本方法的把握。全文以潘天寿艺术创作中山水画创作的艺术特色为核心，从笔墨、画面结构、指墨山水、典型的图式分析，结合潘天寿山水画相关理论，以及潘天寿诗词提供的相关信息，放进近代山水画演变的历史背景里，来回答潘天寿是怎样实现传统的创作性转化，如何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坚持来应对解放后政治挂帅的社会环境。并以自己独特的见解继承晚清金石学的贡献，与黄宾虹夫子异曲同工地解决了金石笔法入山水的历史难题。

　　近代画家的研究，虽有各种画家的基金会、纪念馆的组织和推广，文献出版也林林总总、洋洋大观，由于撰写者自身的原因，大多停留在忆旧和纪念的层次上。近代中国画大家的研究在近20年的努力下已具规模，如郎绍君之于齐白石研究，王中秀之于黄宾虹研究，刘曦林之于蒋兆和研究。潘天寿研究成绩颇为突出，如潘先生的同辈邓白先生的《潘天寿评传》，严善錞、黄专先生的专题研究《潘天寿》，为同时期个案研究的翘楚，曾三凯先生《气结殷周雪》的出版，更是为个体研究的深入添砖加瓦。

　　在阅读中，让我们感受到潘天寿先生对民族文化与生俱来的自信心，在自身绘画实践的醇化中面对风雨飘摇的青年时期，蓬勃激越的中年时期。再天才的画家都离不开时代的影响，陆俨少先生曾说过受石涛影响成功的唯有潘天寿一人，其实民国石涛的影响几乎成为与四王一路抗衡的潮流，如张大千、萧谦中、唐云、俞剑华、傅抱石等，以石涛为代表的遗民画家在民国初年引起重视，是否与排满的革命风气有关，还是以石涛等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有别于四王的自然生机吸引了那个年代的画家。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文化上的风潮，对清初遗民画家的重视，从排满转化为抗倭，如傅抱石在逃难宣城还利用有限的资料编译《明末民族艺人传》，“深感诸名贤伟大之民族精神，实是我国数千年来所赖以维系之原素。”潘天寿先生对苦瓜个山的偏爱是否有那个时代的因素有关，需要专家进一步研究。细究“传统四大家”的学习脉络，都有超出常规之处的见解。从潘天寿先生早期留存的绘画和书法作品来看，除了学习吴昌硕的那个阶段相对稳定，在自己的风格形成前几乎无迹可寻，绘画是青藤白阳个山苦瓜，书法是吉金版牍到晚清时风，但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让他可以面对一切完善自己审美世界的强大魄力，与同时代海派的“三吴一冯”更是迥异。正因在“五四”后的特殊年代，画家在并不成熟的年龄段，以怎样的才华去支撑对民族文化选择的坚定信念值得进一步细究。面对喜欢的苦瓜佛，也有其特殊的方式，从其1935年《江洲夜泊图轴（二）》开始，1944年《江洲夜泊图轴（三）》，1953年《江洲夜泊图轴（四）》，1954年《江洲夜泊图轴（五）》，用近15年的时间，对石涛55岁客歙县芩山渡松风堂时期所作的《清湘书画稿》（故宫博物院藏）首段《泊舟图》进行变体，从转换用笔到转换构图，甚至变换笔线的角度形成画面空间的分割，以及笔线自身的力度，来完成自己内心的诉求。潘天寿先生在这个时间段和这么大的时间跨度，呈现的特殊案例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现在发达的出版业不是“文革”后第一届美术史研究生郎绍君、丁羲元那辈在完成硕士论文时可以想象。翻阅着曾三凯先生的《气结殷周雪》，朴素大方的书籍装帧和简洁明快的图文安排，为这套“中国艺术博士论丛”增色。本应更加明晰的目录，被设计者较为特殊的安排，带来查寻的不便，应该是这套丛书版式的瑕疵。看到书肆中诸多博士论文的出版，作为读者也同享我们这个美好时代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