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要勇敢地“打出来”

　　——从“大好春光”花鸟画展说起

　　花鸟画家郭怡孮的“大好春光”花鸟画展此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关注中国花鸟画当代发展的人对此次展览都格外留意。展出作品宏开山野之风，鸿幅巨制的主题性花鸟画充分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对时代的真情讴歌，显见其一贯倡导的“大花鸟意识”：花鸟画要描写生命、要突出精神性、要有较深的文化内涵、要高扬社会属性。作品大胆摆脱了传统文人写意花鸟画雅淡冲和审美情趣的趋向和传统程式，用笔富挑战性，用色大胆泼辣，对中国花鸟画的当代发展与现代转型具典型性的启示意义，在中国花鸟画的观念、题材、构成、色彩等方面的创新与探索引起广泛关注。

　　当代花鸟画正处于一个多元发展、不断探索的现代转型时期，也处在有待建立新的创作和学术规范、表现国家社会巨大变化的新语境之下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重要历史转折期。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自晚清以来百年间经历了多种方向的改造与变革。在这未完成的现代性探索中，当下花鸟画的现代转型依然面对一个问题：民族文化中优秀思想如何在现代语境下焕发时代精神，而在当代语境中处理好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关系是明确发展路向的关键。时任国立艺专讲师的李可染先生曾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此语时至今日仍觉铿锵有力。我们说，“打进去”是前提，“打出来”才是关健。其中“功力”与“勇气”道出我们对于民族传统与现代转型的态度，其中似乎更重于对“勇气”的提倡。

　　一个国画家，不论他想怎么画，有一点是绕不过去的，就是必须对中国画艺术的核心精神与形式要素有深入了解并以之为创作根源。现在有一种观点是：中国画不存在危机问题，而是如何回应外来文化提出的新的体系性问题。中国画既要“外师造化”，注重从自然对象中提炼，也须“中得心源”，升华出有特定意味的形式，这便形成中国画的一大特点，即类型化与范式化。千百年来，画家从客观对象中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符号化的语言和方法，即是 “意象”的思维方式与“写意”的造型观。对于国画家，一旦打破了程式和规范，就会面临文化身份和文化品格缺失的极大危险；而精于沿袭又会流于文化品格的平庸，这也是国画家共同面临的两难之境，这在题材范围略显相对狭小的写意花鸟领域尤显突出。

　　相比起近年来山水画在形式语言和观念上多样的探索，以及人物画真切地呼应现实生活在历史重大题材表现方式大显身手，花鸟画的发展总是显得有点停滞不前。在中国花鸟画发展的千余年历史中，依托花鸟物象抒发画家的志趣情思一直是花鸟精神的核心所在，而在近代吴昌硕的篆书入画、齐白石的“红花墨叶”、潘天寿的“顶天立地”之后，花鸟画领域在创作内涵和外在形式两方面似乎都已达到发展的顶峰。当下许多花鸟画作品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活力，有的套用古人构图调色、沿袭陈旧表现题材，有的风格雷同、靡弱平板，还有的甚至借助于古人作品的局部改头换面，令人堪忧。在观念表达层面，文人小品抒发胸中逸气很容易落入前人表达一己私情的窠臼，不妨把目光投向礼赞生命、爱护生态家园、呼唤和平、倡导和谐这些当代的大事和未来的主题，在精神性的表达中注入时代的新气息，以新的主题、新的观念带动花鸟画的当代发展。在主题观念带动下，题材出新则是应有之义了。上世纪齐白石等大家合作的《和平颂》、潘天寿的《雁荡山花》、郭味渠的《惊雷》等作品都具代表性的典型意义，于传统花鸟的现代转型已经迈出积极的步伐。“艺术来源于生活”，只要画家能够热爱生活，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点滴变化，升华个中细微感受，一切题材都可以为我所用。不因袭陈旧题材并不意识着抛离传统题材，只要符合时代的审美标准和情感，结合时代审美特性酝酿新的意境，“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无论是描绘传统题材还是现代题材都能表现出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新的艺术情趣。

　　郭怡孮说：“我努力将社会大众的普遍审美情趣在个人风格中展现，不追求一己私情，我把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和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尽力展现出来”。他的主题性花鸟画创作颇具感染力与冲击力，超越了于纯粹描绘花和鸟的客观美的更高境界，像是把创作当作谱曲，以从内里喷涌出的冲动与心性的本真。郭怡孮的父亲郭味渠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花鸟画大家、教育家、美术理论家。郭怡孮在中国传统艺术的思想与形式依托之上，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的色彩与构成，不遗余力地坚持将中国花鸟画推入现代性的轨道。作品一改传统中国花鸟画多由单一的主题思想约束下的视觉物象的传统组合，用局部物象的真实性与整体的装饰性保持一种有意味的张力关系，具有散点中心的空间样式的现代性特征；以色彩构成代替了随类赋彩，用色彩的变化刺激视觉，打破传统花鸟画中“水墨为上”、“以素为贵”的程式，从他的许多作品中我们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光的灿烂闪耀与现代生活的活力与生机。也许他的画法具有相当的挑战性，用色之大胆甚至有点像“撒野”，但恰恰是这山野的宏大气象与红花绿草朴素的热烈驱动了艺术本体的表现精神，“大花鸟”意识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使画作明显传达出了现代绘画的精神性。他说“野草也是我的花园”。相比于前人花鸟画题材，他更为关注大自然中不太为人注目的异花野果，歌颂大自然原生态野生花草强劲的生命力，映照出大自然的壮美和时代生活的繁荣，也体现出深厚民族文化积淀所勃发的大气象。

　　有人说，郭怡孮的画很漂亮、很气派，只是希望能多见一些笔墨；有人说，他的画重色彩、讲构成，只是希望不要离传统太远；还有人说，花鸟画搞主题性创作，一不留神就会走向媚俗、丢失性灵。但是，总要有人说，“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对于传统、对于民族文化精神，我们要继承、要深入消化，而在如何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在现代语境下重焕时代精神的践行方面，则更需要有胆有识，不能畏首畏脚、顾虑太多。我们应该看到，西方闹形式革命，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外来艺术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似乎西方画家就不存在我们对文化身份那样的敏感和负累。经过一个世纪的变革，现代性、民族性的问题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困扰着我们。民族基因与生俱来，而对传统的高度依赖，因完满而封闭才是我们格外要纠正和反省的。我们反对把民族性等同于某种模式的“伪传统”，也反对翻版西方的所谓的现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执著而自豪地“打进去”不可浮光掠影，勇敢而自信地“打出来”绝非喊喊口号。《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画的民族精神自有“知常求变”的哲学，这也恰是中国画薪火相传的根本。只要不断寻找新的推动力和注入新时代的元素，就能建立代表中国当代文化形象的现代中国画艺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国画范畴内的各种大胆选择与尝试，只要有益于花鸟画的创新与现代性转型，都应该鼓励和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