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中华艺术宫筹建办主任施大畏 

 

专访

　　把中国馆变成中华艺术宫，核心在于通过这样一个特大型的美术馆建设，提升人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素养。从把最美的文化艺术交给普通公民这个角度来看，也许此举能真正对上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起到一个“看不见的”支撑作用。

 

早报记者 高剑平 摄

　　 

　　东方早报：把世博中国馆变成中华艺术宫，最核心关键的问题在哪里？

　　施大畏：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关键还是要解决文化民生。怎么提升中国人最起码的公德？文化惠民是其中关键问题。把中国馆变成中华艺术宫，核心在于能否通过这样一个特大型的美术馆建设，提升人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素养。从把最美的文化艺术交给普通公民这个角度来看，也许此举能真正对上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起到一个“看不见的”支撑作用。在名画面前，走进浩瀚的中华文化中，对提升公民文化艺术素养也有了支撑。规模这么大的、由政府支撑的现代化的艺术馆，在中国也是第一个。对观众来说，这首先是享受，其次是想像力。曾有中国人缺少创造力的说法，那么当当代艺术的体系建立起来，中国人的创造力自然会被激发起来。这不是临摹，而是创造。而且这么多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是比较少的。中华艺术宫建起来，其中容纳那么多“话”，要告诉别人什么？我觉得，历史慢慢积淀，形成艺术，通过历史看中国的艺术，通过历史看中国人的品位。王安忆在今年书展的话让我一直记着：很多很多历史留下一点传统，很多很多传统留下一点品位，很多很多品位留下一点艺术。 

　　让群众都能进入美术馆，那么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概念就起来了。硬件谁都有，但国人对尊重公共艺术空间的规矩似乎还不太懂。如果能拿出那么多好画让大家看看，来讲个品位、传统和艺术，这样对上海乃至全国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东方早报：中华艺术宫与过去的美术馆之间有什么区别？惠民这一方面，会不会有所改变？

　　施大畏：开馆季的展览里有最经典的作品，国外部分有来自奥赛博物馆的展览。过去我们的美术馆就是美术展览馆，现在我们要展示藏画，学术部门需要有研究。中国近现代的美术怎么梳理？从理论的角度去梳理。目前，整个美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形而上的研究。上海要研究上海文化的特点，也要从研究江南文化开始，即从宋室南渡开始研究，那么所谓海派的含义就加大了。

　　之前中国馆里飞机场一样的地区馆，就是现在的名家馆。设计时最大的纠结是必须保留世博元素。《群仙祝寿图》长18米，也会做一个较小的3D版本，这样对名著的普及有好处。美术馆不能变成大卖场，人流也必须控制。作为中国馆的后续，多媒体的《清明上河图》还是个热点。多媒体的《清明上河图》需收费20元,奥赛博物馆的特展收费也打包在里面——这都是象征性的收费。 

　　东方早报：国外的美术馆来展出自己的重要藏品，对由中国馆改建成的中华艺术宫有些什么要求吗？

　　施大畏：33米层会展出“来自世界的祝贺”，外国博物馆的技术人员都会先行检查技术指标。毕加索画展曾在中国馆展出，很多参观者都说看不懂。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看不懂毕加索，因为中国绘画都是两维的。欧洲文化是具象到抽象，我们中国文化是抽象到具象。 

　　今年12月法国蓬皮杜中心还会在当代馆做一个当代艺术的起源，梳理从马蒂斯到现在的艺术史。这会让中国老百姓懂得西方的当代艺术是怎样一路走来的。

　　我一直想做一种国际上交流的文化比较，那可能我们真的走到世界上去了。 

　　两馆都在做着文化惠民的事，本身是个挑战。

　　东方早报：策展方面会做到与国内其他美术馆有什么不同吗？

　　施大畏：中华艺术宫想打一个中国牌，其策展团队不是美术馆养的一批人，而是根据策展主题，向社会招聘、向全国招聘。比如，有人专门研究海派文化，有人研究江南文化，我们会借这些外脑来服务于策展。策展团队是通过社会上的力量集结，并为我们所用，他们之中会有来自上大美院史论系的学者。运行机制上，我们不养一批策展人，研究宋元的、研究当代的学者，都可以来做展览组织者，策展上我们也可以向全国招聘，策展方案需通过学术委员会的审定，纳入并制作中华艺术宫每年的策展计划。国际上的惯例，策展最起码要有两年筹备期，而目前国内两个礼拜就可以做一个展览，显然处在很初级的阶段。中华艺术宫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策展计划，这个计划要报到学术委员会，经过审定之后通过理事会批，再让馆长去执行。北京的大腕和世界上的著名策展人都是我们要吸引的对象。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基本上都是国际上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中华艺术宫就是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通过中华艺术宫这个平台，做一个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交流比较。我们今后要做的展览就是中国的绘画和国际上的绘画的比较，那样我们就真的走出去了。 

　　东方早报：国外的美术馆里，孩子们都可以席地而坐上美术课，中华艺术宫的教育功能如何体现？

　　施大畏：中华艺术宫的“斗拱”里展览“海上生明月”，从海派吴昌硕、任伯年开始，从土山湾的油画、海派国画，1930年代的版画，1950年代的宣传画，1960年代的连环画，一直到现在，对上海一百年的美术发展做了一个完整的学术梳理，突出上海。 

　　最大的困惑是，中国的博物馆之间，藏品难以调配。我在法国奥赛博物馆常见一群群小孩子席地而坐，老师一幅画一幅画地讲，在博物馆上美术课，令人感动。而我们的学校里最大的问题是只教学生技术，我在博物馆发现有一个妈妈给孩子买夏加尔的画册，我问他看得懂吗？她回答不管看得懂看不懂我要让他看。我希望以后美术馆起码是美术教师学习的地方，现在我们的美术教师什么也不懂，教我们的孩子画梅花兰花，孩子们出来就是一个工匠。我在中国台湾看到孩子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写东西，他们说，老师让我们在博物馆里找答案。 

　　上海有200件林风眠作品，这是最经典的。2005年我们想拿500万元去香港找张五常收藏林风眠后期的画，领导批了，但是财政一直没给钱，当时100万元能买到一张，现在500万元都买不到一张。为什么中华艺术宫起来，我悲哀中有兴奋，无论如何，美术有地位了，当初叶卡捷琳娜收藏了100多张马蒂斯的画，我们现在收藏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对美术上的投资太少，国际文化大都市必须有歌剧院、美术馆，上海也应该有个“奥赛博物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如果对美术能够早一点关注，我们今天的藏画还能多许多。好在我们有画院，有4000多件的藏品。我们现在开始以后，可能还要费十年、数十年之功，可能有成就感，刚开始，路很远。相比卢浮宫有40万件藏品，费城有20万件，我们差太远了。中华艺术宫可以展出作品1500件，一次可以看四五个小时。还要把导读工作做好，引导观众欣赏。开幕500件作品要有完整的导读文字，经过专家认定。画家走到市场，经济价值走到艺术的评判标准，就有缺失的问题。我们要通过中华艺术宫加大投入，不能保证每张画都是经典，但是这个工程就是个经典，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美术历史，要做记录时代的作品。美术上要有精品力作。 

　　东方早报：会不会引进一些前卫另类的画作并展出呢？

　　施大畏：上海建立当代艺术博物馆就是体现了上海的自信和雅量。岳敏君前年愿意出2000万元，想获得政府体制内资助的双年展认同。批判现实主义也是可以的，只要不太过，都可以。上海有一批艺术家参加革命的，版画水平特别高。为什么二三十年代，一些大师会聚会在上海，吴冠中、林风眠、吴湖帆为什么会留在上海？上海为什么留下那么多革命画家？为什么会留下贺友直这样世俗文化的代表，这也是和上海的市民文化有关。这样梳理，必须讲历史，不讲历史不明白，里面有文化现象，这就是文化背景，是源于上海的包容、开放。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年轻画家，技术都很好，却画不到点子上，要从个性的角度走到共性的角度。

　　东方早报：那么大的馆，有没有那么多藏画供日后的长期展出？如何管理？

　　施大畏：老做水墨怎么能和国际进行观点、理论上的对接？我前不久与泰特MORDERN的博物馆馆长一起用餐时说，我们的筷子是抽象的，你们的刀叉是写实的，所以我们中国艺术本质上是抽象的，中国的东西最当代了。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作品，在法国展出的时候被人问：“这个画家在哪里？”我觉得必须有学术梳理，中华艺术宫才能走到世界上去。开幕半年（也许）很红火，但是半年以后呢？所以要堆积历史。建筑本身是新的，画也是现代的接近海派的。今后中华艺术宫是全国的，只不过是上海在操作。学术委员会的许江、范迪安都有学术高度，还有“长三角”的概念要起来，江南文化是绕不过去的，南京的六朝古都，宋室南渡、南迁这个点，可以从这个线索来做收藏。

　　东方早报：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如何配合？

　　施大畏：上海当代博物馆是个“大烟囱”，中华艺术宫是“大阳台”，一个是创意设计的源头活水，一个是普通百姓享受经典艺术的殿堂；一个学术定位于当代艺术中国，一个是研究近现代中国美术的起源和学术定位。两个馆明显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