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陈引驰像：李媛 绘
现代学术发展至今，日益专业精微，现代学人常以研究领域之小之专、方法之细密自矜。学术条块分割过细的负面效应，是有效学术交流的减少，共识日渐削弱。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引驰教授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深入反思了专业知识生产缺乏基础共识的意义危机。
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是人文学术里面的一大宗，从业者众多，著述汗牛充栋，但是否有可以进一步考虑、反思的问题，您常讲到感觉困惑，能不能谈一谈？
陈引驰：传统文学的研究一直是现代学术的重要部分，一个世纪以来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说实话，当下很多的专业研究和知识生产，有挺严重的意义危机，不少所谓的课题，是学术体制化运作过程中自我产生的，这些问题会不断地复制，其实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说得夸张些，它们根本是赘余性的，无关大体。这样的感觉大概许多先进时贤都有，且不必多言。有一个问题，私意以为可能值得一说。总体而言，传统文学的研究，从事者一般好像缺乏理论性思考和反省的冲动，而一个学术领域或者一个学术共同体对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共同思考，最好形成大致的共识，由此展开的学术工作才有方向感，才有真正的学术积累和传承。学者间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共识，要形成交流和讨论就挺难的，各自做各自的工作，而他们可能都是在若干很小的方面进行，有片面性，对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未必有多少意义。
传统文学研究领域谈共识很难吧，有多少议题能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可呢？要不请谈谈您自己觉得该予以关切的方面？
陈引驰：是，各有各的关注，或许共同的话题及共识不多；但正因为不多，才更有必要来考虑。如果就个人来说，以为围绕着传统文学的研究也即通常教研体制中所谓的文学史研究，许多层面都值得更进一步思考。
文学史，当然是一个历史的展开，有一个时间的维度。以往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分期，考虑不可谓不多：或者基本依朝代分，或者就大的历史时段区别上古、中古、近世之类。这当然都是有其道理的。不过，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观察文学历史上对于文学传统的认同，或许整个中国文学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时段，如果允许不太恰当地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讲法，中国文学历史之中相应地存在三个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讲的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当时的中国、印度、古希腊等都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塑造了特定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决定了各自文化发展的方向。今天我们得了解，传统不仅仅是前代传下来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后来者认同和延续而成立的，人们往往是回过头去追溯这个传统的起源，因而它便成为后世的资源，得到持续的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观察中国文学的流程，历代的文人常常会不断回过头，回溯他们自己所认同的精神源头，重新思考文学的核心问题和价值；那被一再回溯的时代或者即可认为是所谓的中国文学的轴心时代。
中国文学传统里可以算作轴心时代的，大致有三个。首先当然是先秦，儒家和道家都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它们是所有文士的精神传统，没有一个传统文人不接受这种影响的；然后与文学直接相关的，当然就是所谓诗骚传统，那个时代里产生的《诗经》和《楚辞》，其影响非常之大，直至中古时代几乎所有的文学想象和造作，都被认为与它们有联系：汉代的司马迁为自己的写作寻找先驱的时候会提到“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直到鲁迅赞誉《史记》，除了“史家之绝唱”，还有一句是“无韵之离骚”；南朝的钟嵘《诗品》疏理五言诗传统，分别了“国风”、“小雅”和“楚辞”的脉络，他最推重的可能是曹植，“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这几乎可谓标举曹植为诗圣了，有点儿像后世讲杜甫是诗圣一样，那为什么呢？《诗品》里评他“情兼雅怨”，也就是包含了《诗经》和《楚辞》两个传统；直到盛唐，高歌“屈平词赋悬日月”的李白，也同时慨叹“大雅久不作”。诗骚流被之深广，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表征了一个时代。
第二个是唐宋之际。从大的历史上讲，日本内藤湖南以来的唐宋转型说，指向的自然是整个历史形态，而文学也未必不是这样。由此而下，从后世的回溯里可以看到，唐宋之文学成为第二个轴心时代。后世的文学品评和判断，从创作者来讲也好，从评论者来讲也好，往往会在唐、宋之间较论，最典型的比如唐诗和宋诗之争，因为宋诗走与唐诗不同的路数而确立其“宋调”，于是你是学唐诗的还是学宋诗的分别、唐诗和宋诗优短高下的争论一直存在，绵延不绝；唐宋古文也变成典范，与宋诗反着唐诗建立自身地位不同，宋文接续唐代古文，更趋平易畅达，可能也有分歧，有的人会说秦汉文章更好，秦汉文章比唐宋的境界更高，但不管怎么样唐宋文章是一个不断被回溯的传统。中唐以后文学世界的变化也非常之大，我是说从文学本身看来也有非常大的变化。先说时代的核心文类的转移。之前南朝到唐代的文学，大的变化是从赋到诗，诗逐渐取代了赋的位置，地位越来越高。汉代以来，南北朝那个时候，赋的地位一直很重要，比如《世说新语》的“文学篇”，前半部分讲学术，后半部分讲文学，这后半部主要涉及文学的评论显示出赋的地位是第一的，关于赋的评价大概有十条，而有关诗的评价是六条。那个时代里什么是文人？大概就是赋家，能作赋是一个真正的文人的标志，北朝的史学家、文学家魏收说过“会需作赋，始成大才士”，一个文人如果不会写赋，肯定不是第一流的文人，或者说不是一个居于文坛核心地位的文人。每个时代文人的意谓并不一样，现代称一个人是文学家，或许因为他能写小说，而从六朝到了唐代，一个文人渐渐意谓着他是一个诗人。其次，具体一个文类内部的变化，比如所谓“古文”的兴起，与之前的骈文相对而言，两者追求的目标非常不一样，骈文突显形式之美，要词藻华彩，要骈俪对偶，要声韵和谐，但古文对这些并不措意，甚至截然相逆。再有如文学类型的多元，唐代的传奇，实际是中唐之后发达起来的，很多重要的单篇和集子，都是那以后出现的；还有比如俗文学的发展，之前也有，像谣谚啊民歌啊什么的，但贴近观照，“以火来照所见稀”，或许是历史遗存的缘故，现在回头去看，依稀仿佛，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实际从中唐以后才看得到通俗文学的日渐繁茂，包括口头的说话、变文的讲唱等等，唐宋之际，俗文学和雅文学才真正形成一个分庭抗礼的关系。很多现象都表明，这个时代里文学的变化非常大。清代的叶燮提到过所谓“中唐”“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他虽然讲的仅仅是诗这一文类，但不妨扩展到对整个文学的观察。
第三个时代应该是“五四”，这是巨变，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在别处已经议论过，这里就不多谈了吧。最直截了当地说，要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必须放在一个世界的背景里看，中国文学是一个错综交合的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一部分，而远远不是诗骚传统或唐宋之争等议题可以概括的了。
像这样一个构架，或许很迂阔，甚至未必妥当，但我自觉，一定得有大的看法来看待整个文学历史的过程，在这样的概念里边来把握文学史。如果仅仅依朝代观察自是不够的，如果仅仅在有限的范畴中合并若干个朝代，应该也不够，要有一个大的视野。绝大多数的具体研究不必都涉及大问题、大看法，但这些大问题必定会呈现在真正重要的学术工作背后，应该是考究古典文学的学术共同体一同关切的，如果有一个共识的基础，那么才有对话沟通的余地，不仅在文学研究的学术体内部，而且在整个传统中国研究的学术体之中。
您对整个传统文学的历史脉络做了自己的鸟瞰式的勾勒，那么，是不是可以更具体些，谈谈了解、把握各个时代的文学的要点？
陈引驰：文学作品本身有一定的共性，比如诉诸情感、比如形式表现等等，很重要，也是文学自身存在和具有特定价值的关键。不过，要谈理解、研究传统中的文学，还要考虑很多很重要的因素，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需要特别关注。比如早期文学的背景因素中，需要重视它作为仪式文化的特点，像《诗经》本身便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个部分，与后者不能分割，其实汉代的郑玄就以礼释《诗》了；人所通知的《诗经》和音乐的紧密关系，即当时诗乐的结合，甚至如“颂”和舞蹈的关联，都是《诗》作为礼乐文化的表现。即使今天的文本中，许多东西也得从这个角度去看，才能理解。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重章叠句，只有从音乐上去理解才是合适的。“楚骚”也是，围绕《九歌》的争论很多，或者认为是民间的祭祀，或者认为是国家的祭祀，甚至认为是屈原草宪的一部分，等等。比如河伯，如果是民间祭祀就有问题，楚人祭自己的山川神祇，怎么会祭到河伯？虽然楚国的力量往北发展，也靠近黄河，但还不到；东皇太一是民间能祭的么？民间为什么要祭《国殇》里面那些为国战殁的军人？无论如何，现存的整个《九歌》存在鲜明的仪式性，闻一多就认为 《九歌》是一个歌舞剧，而它终归是一个跟楚地的宗教、祭祀紧密结合的东西，那你就不得不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包括汉代的乐府，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其情感的话，可能就有偏颇。上古文学往往和音乐、舞蹈等制度性地、仪式性地结合，文学按我们现在的理解，则是一种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但是在那时，它是多元因素混合的文化样态里的一部分，文学是慢慢分离出来的，所以文学脱离不开它的背景。艺术史的研究里，学者关注“礼仪中的美术”，考究图像的仪式性背景，文学史研究为什么不呢？或许这是早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其实，以往的学者在具体工作中也都有涉及，但似乎值得对一个特定时代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建立一些基本的共识，更为明确地标示出来。这些特征，一般的文学史书写基本轻忽而不够突显，具体问题的考索倒有涉及，大概说明对此还不够自觉。
进一步讲，中古早期的时候，社会的结构、文学的场域、文人的身份对理解文学的特性，就非常重要。其实从“诗三百”开始，到汉代的大赋乃至乐府歌诗的集成，这些都可以说是宫廷文学：“诗三百”和汉乐府都是在天子的宫廷里，由那些乐工比如说“太师”比其音律形成的；赋在西汉当然更是典型的宫廷文学，多数汉赋都是汉武帝一朝的创作，司马相如这样的赋家，他的主要创作环境不正是在诸侯藩国和天子朝廷之间移动的么？他也参与郊祀歌的创制，那也是朝廷礼仪文化的一部分。那个时代的文人，几乎都是围绕着宫廷进行文学活动的，直到汉末建安年间，那已是鲁迅所谓的“文学自觉时代”，王粲、刘祯之类不还是依附着政治权威共同操练文学吗？再以后，六朝文学的从业者大抵是豪门贵族，或者有相当身份的人，他们属于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合一的人群，想想齐梁时代前后相续的文坛人物，就很显然。既然是这样的一些人，既然他们的文学活动主要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甚至就是宫廷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是否得充分估量这个时代里文学作为宫廷文化、贵族文化的特点？
说到不同时代里文人的身份，这也非常重要。如今的文学史叙述，或许也会提到，但还没有一个系统的观察和阐释。与文学存在于多元混合的文化样态中相应，早期文人没有独立的地位。《诗经》绝大部分的作者是无名氏，也可能有些就是士大夫写的诗，是他献的，但我们不清楚，像屈原这样的以诗歌构成自己精神形象的诗人如果真是历史的实存，那也是鲜例。可能汉代以后文人才渐渐突出，如前所及，像司马相如之流大抵是宫廷文人，实际的地位不可谓很高。六朝主要是围绕政治中心如宫廷活动的贵族式的文人，唐代科举进身的文士渐夥，是一个大变化，但这是逐渐发生的，李白、杜甫等而今被认定的代表诗人，都还是进士世界的圈外人。整体而言，唐代文人流品很杂，呈现一个复杂的状况，这也是转变期的常态。到宋代，就相当清楚了，作为科举士大夫，他们的文人身份与其官员、学者的身份基本复合的。回过头去看，不同时代的文人是那样的不同，区别是那样的显而易见，谢灵运、沈约与李白、杜甫很不一样，李白、杜甫和欧阳修、苏轼又很不一样，除开时代因素，不能想象出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文人会创作出怎样不同的文学吗？这样的问题，现在是不是考虑得很够？或者说是不是存在一个大家共同思考的基础？
近世以下，整个文化从少数精英、贵族展开到一般士人、平民，在生活越来越世俗化、文化越来越普及的社会中，需要考虑与以往相当不同的方面。近世的文化扩张、文化生产、文化传播之中，物质文化的因素尤为重要。戏曲兴起，需要一个平民的娱乐环境，小说也是。小说作为精神消费的文化产业的产品，创作、印刷、制作、流通，是一整个过程。有学者观察明代开始一两百年内长篇小说颇为萧条，据估算，那时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一个作坊可能要花一年工夫才能刻印制作出来，成本回收周期太长，所以其生产和流通就很有限。近世文学中类似这样的因素必须要考虑。作为平民社会消费文化的对象，对古代白话小说这样的产品的理解也自当与过往的士人文学不同。很多人花了很大的功夫去考证一个小说的作者，知人论世固然是有效的传统的观念，但在理解小说的文学精神和传统时，觉得似乎有时候那没有必要。白话小说本身面向市民阶层、面向普通读者，作者或者编者或许传达了一己的情感和思想，但很大程度上这些情思是类型化的，所以是不是一定要那么清楚知道是某个特定的谁写的？这与后来比如《红楼梦》那样的作品不一样，对《红楼梦》这样的个性突显的文人型小说，越多了解作者越有助于理解其文学，但是对于《三国演义》、《水浒》这样的作品，一定要知道一个具体的作者，有没有必要？这里有层次的差别。比如《金瓶梅》、某种程度上《西游记》也是，这类小说原来都有一些故事，或者是从《水浒》里面发展出来的，或者《西游》故事从唐代开始就一点点聚合起来，但很显然它们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形成的；也有人认为《金瓶梅》是累积形成的，但是这个累积形成，相信跟《水浒》的累积是不一样的。《西游记》也是，也是一个作者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根据已有的故事连缀创作成的：这样的作品了解作者的意义的重要性，可能要比了解《三国演义》、《水浒》这样的作品更重要些，当然也还是不能与了解《红楼梦》、《儒林外史》作者的重要性相提并论。研究工作对问题的重要性要有认识，不顾文学生产环境的差异而一味钻研，非要考出某个作者不成，不谈诸多条件限制的可能性如何，研究本身的意义也有限。
陈引驰：面对不同的文学文本，面对不同的文学文本产生的历史和时代场景，确实需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类型。比如对诗文或许是可以施加精细的解读与阐释，close reading是有效的，过去传统的诗学里面这些内容就很多。但对戏曲和小说就未必，前面讲到，如果考虑当时的文化环境，那中间产生的小说，本身到底是不是那么精密就是一个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一直讲中国小说的技术不行，即使《红楼梦》也很平常，陈独秀也说中国小说太拖沓，《红楼梦》要删掉多少文字才能够读。实际上回顾西方小说的历史，也是十九世纪以后才开始追求艺术的精确缜密，你看《堂吉诃德》也是拉拉扯扯的，有时候真不知道扯到哪儿去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为什么那个样子，是由环境决定的。如果回到那个历史环境去看，就能明白许多白话小说为什么会那么拉拉杂杂，简单地说，在那样一个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环境中，它本就不需要精致化：明代的一部小说，它就印了给一般市民看的，它为什么要那么精密，为什么要惜字如金地斟酌，像福楼拜说要像写诗一样写小说？没这个必要。所以，小说的粗糙在历史中是合理的，那个时候，如果一个人花了很大的精力去仔细琢磨小说的文字，会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面对不同的文本，处理的方式应是不同的，现在细读、精读小说，是不是合适呢？金圣叹是细读了《水浒》，但他是删改的，照自己的意思删改，再加自己的评注在里面，情形并不同。你不能用读诗、读文的方式读小说，这好像是对待不同文本的基本意识和态度吧？
您谈到了文学文本的生产及环境，聚焦文本及形成历史，晚近也比较引人注目吧？
陈引驰：文本是文学研究的核心，前哲时贤投入了无数的精力。当然有些新的观念，也似乎该充分关注。西方有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最近十年，逐渐注意到抄本文化和印刷文化的区别，这确实非常重要。印刷文化基本上在宋代普及起来，特别是南宋以后，大量的文献通过印刷保留下来。大致地说，印刷文化的时代和上边提到的文学的第二个轴心时代相配，当然不是说绝对的吻合。而此之前，是文学的抄本时代，和前面提到的第一个轴心时代相对应。抄本时代，文学文本的特征与印刷时代很不同，最近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中译本出版了，这书包含了对汉魏之际古诗很有意思的、相当尖锐的甚至是非常颠覆性的意见，其中涉及抄本时代文学文本特点的一个观点，是说现今所见的汉魏古诗，都是经过了后代比如南朝齐梁文人的重新编订，通过《文选》之类的总集和更晚一些的类书的重新写定和保存，也就是说这些年代上被置于较早时期的诗歌作品，实际经历了后世的收集、校勘、改写到流传这样的一个过程，未必是原初的面貌了。这听起来很让人不安，其实也好理解，而且颇具普遍性。想想先秦传世文献的大部分都经过了汉人的重新整理，就说我较为熟悉的《老》《庄》，传世的《老子》大抵是王弼注的格局，与二十年前出土的郭店简本的差异足以说明它并非当初的原貌；《庄子》现在的面貌更应是晋代郭象整理的结果，它们与两部典籍形成的最初时代相距甚至更远。然而，这不是一个文献历史上的事实么？无需特别惊愕，要紧的倒是接下去，面对古诗或许经过了后世修治的情况，考虑该如何恰当合理地建立起处理这类交织不同时代痕迹的文本的方式。相应的，可能也得考虑我们所面对的文学文本的性质，或许在抄本时代里面，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原初的文本和后世通过编订、重写乃至阐释而形成的理解这两者交错融合的成果。
文学文本做进一步考察，必会涉及文类或者说是文体的问题。文体学，这些年关心的人也比较多，但似乎不该止于形态的描述和理论的概括。就文学史而言，关键要看到任何文体都是在变化演进的，它处于不断的归纳总结之中，比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对了解中古文学文本及文类非常重要，而对它的把握百年来的传统就是结合《文选》的体类进行的，然而你看《文心雕龙》的《论说》篇所标举的“论”类篇章和《文选》选录的“论”，篇目差异很大，说明至少到那时候对于文学中什么样的“论”才是标准典型，并没有一致的认同。要进入那个时代的“论”体文本或者“论”这一文类，简单地描述其体貌或者抽象归纳其若干特色，价值便很有限，而且可能根本无效。有意思的方式，可能是从对同一文类中文本选择的差异来考究该文类的历史形成，更通过文类的演变发展来勾勒文学传统和这个传统的变化，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吧。
文学史上文类的演化及相互关涉，实际是理解文学发展进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早期赋和诗的关系，就不妨是一个值得聚焦的问题。前面提到，那时的文学是从音乐等多种文化融合的形式里发展出来的，然后慢慢获得它自己的独立性。日本的吉川幸次郎讲汉代文学，特别重视汉赋，认为汉赋体现了强烈的修辞意识，“不歌而颂谓之赋”，赋是脱离音乐以后成立的第一个重要的文学类型，在第二个轴心时代到来之前，赋始终占据着很重要、很核心的地位。离开音乐而注重语言本身的声音之美和文字的修辞之美，赋的经验，对魏晋以下古诗的发展绝对是有影响的。从“古诗十九首”一直往下，经过六朝到唐代，诗歌发展的基本的方向，涉及的问题，大抵都跟赋有或疏或远的关系，比如诗从形式上走向对偶，对偶当然与中国文字本身的特点紧密关联，而对偶的原则实际就是空间的原则，诗从散句单行的偏向线性的展开，转向对偶式的空间性呈现，汉代大赋无疑已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赋的写作和后来诗的发展方向，恰好有几点是一致的：从音乐到文字、从时间到空间、从质朴到藻饰、从单散到骈对，赋都尝试在先，诗也走上这样的路。想一想中古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人全都是写赋的能手，曹植、陆机、左思、谢灵运、鲍照、庾信都是，他们作赋的实践和经验与写诗是完全无关的？讨论山水诗的进步，实质上诗对山水的书写，无论实际的还是想象性，赋里面都大致先有了，不将赋作为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难免片面。赋的重要性值得强调，研究六朝赋的人未必一定要特别关心诗的发展，而研究六朝诗的人，不关注赋将会是一个比较大的缺陷，因为当时处于最核心位置的文类实际上是赋。至于后世所谓“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之类，乃至种种所谓尊体、破体的实践和议论，无论是要强调某一特定文类自身的特性，还是力图援引另一文类的原则来调整此一文类的写作，实际都显示了文类之间实实在在的互动和影响。
文类之间会有互动，扩大一些来说，文学研究也常常会结合其他领域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比如城市研究、文化地理等，这也是互动吧，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陈引驰：这些方面的研究，有很不错的成绩，但或许也需要有更自觉的反省和思考，仅仅梳理、描述怕很不够，拿文学材料来填充另一领域的知识，也未必是对文学恰当的态度。比如文学和城市，以个人不成熟的思考，至少该既分疏又结合若干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文学的表现，可以看诗文等文学作品对一座城市如长安、建康、扬州等是如何呈现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文人到一座城市，可能写到城市的布局、人们的生活、巍峨的宫殿、清静的寺庙等等，这个层面当然需要去梳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文学的力量往往就体现在这里，文学用文字包裹它的对象，城市不过其中之一，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文字去了解和认识一座城市的。比如说巴黎，在过去的时代，在图像时代之前，你对巴黎的想象是通过很多的文字构筑起来的，这个巴黎是雨果《悲惨世界》的巴黎，是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巴黎，或者是波德莱尔的巴黎，很多种经验交错结合，包裹了这座城市。对长安的理解，对扬州的理解，都是这样的；即使亲身经历、感受了一座城市，文人作品的文学表现里面也一定会蕴含了此类的印象和记忆。读很多作品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最集中地关注什么、着力刻画什么、什么令作者情生心动；对一座城市的文学表现不会是一般平面的、照相式的描写，而是掺杂着对这个城市的理解的，包含并延续了对既往的历史记忆。更进一步说，就涉及文化的想象了。在一个文学文本中，基于现实经验和历史记忆的文化想象，对一座城市的文学呈现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文学文本的情感、思想和风格，也会构成新的历史记忆，塑造新的文化想象。所以说，不是只看文学作品对城市有什么样的表现，表现了什么而已，需要建构一个大致的框架，对一座城市的文学表现、历史记忆、文化想象，这三个层面你都要考虑，这样才会更有意义吧。还有一点，和前面提到的文类有关系，实际上对一座城市的表现，不同的文类通常是不同的，比如说诗歌当中的长安和小说当中的长安显然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文类对这个城市表达的层面可能是会不一样的，这也需要考虑。
至于文学与地理乃至地域的研究，不少学者做了很辛苦的努力，获取了很多基本数据，让人了解某一地方有多少文学家的活动，有多少作品在某些地方产生出来，等等，这都很好。文学史主要是一个历时的变化过程，同时展开一个空间的图景，当然很有意义。如果要说点想法，大概是文学的空间问题也还是要放在时间的脉络中来讲，或许提文学的空间展开，比较合适。归根到底，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文学，最终不是要图示一个文学的空间分布，这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上的呈现，文学活动实际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要看到流动性，你可能要用不同的概念来处理。比如，观察和分析文学中心或者活跃的文学区域的形成、转移和互动，观察和分析文人在不同的地域空间里面的想象和写作实践等等，这些问题才是重要的。有时候数据统计看似很有说服力，但实际上没什么道理。你或许可以看出哪里有许多文人或者儒生、和尚，你可以在一张图上涂抹得浓墨重彩，但或许再多文人的活动也比不上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的相遇，再多儒生的聚合也比不过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可能会受到批评说这是精英主义，但实际就是如此，对整个思想史或文学史来讲，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时刻。要真正了解文学历史，基本数据的清理和获取实际是很初步的工作，绝不是目的，空间的展示要结合动态加以观察和阐释，看到时间流程当中文学地域空间的变化过程，这很要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