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简称《致青春》）的热映，“致青春”成为前一阵子最为流行的文化议题。以前年《失恋33天》创造3.6亿票房为开端、以去年底《泰囧》近13亿元票房为高潮，直到贺岁档结束后《北京遇上西雅图》和《致青春》接连超过5亿元和6亿元的票房，可以说，中小成本影片从来没有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占据过如此“显赫”的位置。“70后”导演开始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力军，其优势不仅在于熟悉商业类型片的套路，更在于能把握当下都市白领观众的情感结构。《北京遇上西雅图》讲述了都市白领离开北京去美国寻找中产梦的故事，《致青春》讲述了青春梦被现实逻辑所击碎的故事。

    关于青春的想象，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以青年为主体的反叛运动，如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以及意大利“热秋”等全球联动的造反运动，它们不仅是一种尝试打破现存秩序、批判现代性的政治革命，也是一场彻底反思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创造新的文明形态的反文化运动。尽管政治反叛运动在60年代末期遭遇挫折、瓦解并逐渐销声匿迹，但以摇滚乐、嬉皮士、“垮掉的一代”等为代表的青春叛逆文化，却走进大众文化（尤其是美国的流行文化）的视野。随着后工业消费社会的出现，曾经“愤怒的青年”转身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角，青春、时尚、反叛等青少年亚文化，开始全面“占领”主流文化的舞台，使得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生态，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相对低龄化的特征。

    中国的青春叙事开启于上世纪80年代的知青作家，如张承志、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阿城、梁晓声等，他们的知青故事，把60年代或革命年代讲述为一种青年人遭遇生命挫折与精神成长的历程，尤其是呈现青春伤痕和无悔青春的双重故事。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消费市场中，这些“青春+革命”的文化表述，被改写为一抹“血色浪漫”的故事，如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和新世纪以来的《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大院子女》等电视剧，以青春的名义重写了上世纪50~70年代的故事，将之书写为去政治化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青春故事在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生产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用“青春之歌”的方式想象过往历史，第二种就是讲述都市白领在情场、职场中的悲欢离合。前者用历史来重温“恰同学少年”的激情，后者则用青春来安放个人奋斗的理想。《致青春》则既有校园爱情，又有职场拼杀。

    与《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相似，《致青春》也改编自已经畅销的同名网络小说，这种网络文学、图书营销与电影产业如此密切的互动效应，充分说明青少年消费者、青春文化在文化市场中的重要位置。《致青春》与其说在怀念已然消逝的青春，不如说恰好讲述了一个没有青春的青春故事。这部电影有一款分成上下两部分的海报，上半部分是几位主角分别拿着西瓜（郑薇）、鱼缸（阮莞）、建筑模型（陈孝正）和录音机（林静），下半部分则是这些物品在坠落中狠狠地摔碎，影片旨在讲述这些俊男靓女们无比珍视的“青春象征物”被毫不留情地毁灭的过程。

    《致青春》在呈现陈孝正、黎维娟、朱小北没有选择的人生际遇之时，也借郑薇的目光，把这种草根逆袭的故事“宣判”为一种不择手段的、薄情寡义的人生之路。2012年热播的《北京爱情故事》，同样把农家子弟石小猛描述为唯利是图、一心往上爬的小人和把女友作为人生交易的薄情郎。相似的问题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浮现，文佳佳要突破在北京做“贵夫人”的寂寞无聊，选择与平民大叔在美国共享小资情怀。这类影视剧文本，非常真切地呈现了当下年轻人在现实中的困窘和压力。

    就在《致青春》落下帷幕之际，一部讲述90年代大学生创业成功的美国梦/中国梦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片中主人公成东青、孟晓骏、王阳，不仅获得了比陈孝正更大的成功，而且这种成功充满了在华尔街上市的“民族自豪感”，他们所实现的是一种资本大鳄式的梦想。在文佳佳逃离北京、郑薇放弃爱情的时代，这种“赢者通吃”的梦想，越发显露出白日梦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