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黄昏，一家古珠店，我手里拿着一支红漆斑驳的缠线板，与老板闲聊。
“这是以前文化家庭的缠线板。你仔细看，它的花纹都是古器物的拓片，这是谷纹璧，这是云纹璜。”突然，他想起什么，说，“你有空去看看平湖秋月的房子，它的门窗上雕有好多古器物拓片。”
后来我真的去看。
“平湖秋月”御碑亭往西，有三栋建筑，分别是月波亭、梅鹤轩、湖天一碧楼。九十多年前，这里是高高围墙圈起来的私家别墅——罗苑，杭州人习惯叫它“哈同花园”。那三栋建筑便是罗苑建筑中的一部分。
湖天一碧楼现在是咖啡屋，木制的窗棂槅扇，一楼的55扇门窗上都刻着图案，果然与别处不同。传统的门窗雕刻一般都是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以仕学孝悌为主题，而这里刻的都是文物图案，殷商、西周、两汉之钟鼎彝器及甲骨文的拓片。这在杭州，恐怕找不出第二家。
楼里楼外飘着浓郁的咖啡香，我问服务生：“你知道门窗上刻着的是什么吗？”他摇头答不知，又说，“这是个一百多年的老楼，都是老东西呗。”
是的，没人知道了。那是罗苑的遗留。
【罗苑】 谁敢在平湖秋月建私家别墅？
“英商哈同于西湖平湖秋月西首建别墅。哈同于本月二十日晚，车由沪来杭，翌日八时偕其夫人及姬觉弥君先行进屋，爆竹鼓乐一时齐奏，次由吴山仑圣学校教员洪吉二君率领学生装二十一人行三跪九叩礼，往贺者均由上海搭车而来，男女约二三十人。”——摘自1919年8月《申报》
西湖自古以来便是宝地。敢在平湖秋月建别墅，谁？英商哈同。
后人回忆民国奇人吕公望时，不约而同说到一个细节：1916年吕公望担任浙江督军兼省长时，哈同曾托人央求，说如果能许他在西湖畔建一私宅，愿以上海租界中自己一幢花园别墅酬谢。吕公望回答道：“杭城决不许外国人造屋，遑论西湖！”
1916年，哈同已经61岁了。既然他在上海能将花园别墅一幢一幢送人，为什么还想来西湖边造屋？一切源于他的夫人。他夫人罗迦陵既不年轻漂亮，也无显赫家世背景，哈同却对她奉若神明。因为，哈同相信她有旺夫相。
哈同出生于巴格达。5岁时随父母迁居印度孟买，加入英国籍。21岁只身闯中国香港。22岁辗转来到上海，在沙逊洋行供职。奇怪的是，哈同一到上海，便像游子归家一般。他热爱中国文化，是爱到骨子里的那种。35岁时，他遇到中法混血的罗迦陵，虽为一女佣，但哈同相信中国古老的相面术，立即与她结婚。婚后哈同开始步步高升。
1901年，时局动荡的上海，很多拿不准形势的洋人纷纷出逃，哈同夫妇选择留下，而且趁机贱价买进大量地皮，创办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哈同当年在上海滩的创意，会令今天的房地产商们“望洋兴叹”。他出资60万两白银，从国外运来铁藜木，自外滩到西藏路，把整条南京路全部铺成了平展展的木面马路。此举顿使南京路成为远东乃至世界闻名的商业街。哈同占有南京路地产的44％，立马成了十里洋场“一只鼎”。
1904年，53岁的哈同在静安寺路购地300亩，花费70万两银子，兴建了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爱俪园（又叫哈同花园）。与我们今天的别墅追求洋味不同，爱俪园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园林。罗迦陵记起前几年游日本时，冈山“后乐园”的山水让她极为陶醉。那时乌目山僧说，这是仿杭州西湖所造，爱俪园无法办到。当时，罗迦陵就起了念头，要在西湖边建自己的楼阁仙苑。
哈同的交际功夫堪称一流。光绪皇帝的皇后与罗迦陵是干姐妹，孙中山曾在爱俪园住过，章太炎与汤国梨的婚礼是在爱俪园举行的。到了民国时期，许多军阀都是他的座上宾。路路通，左右逢源，在他们夫妻俩这里，似乎毫不费力。所以当吕公望回绝他们在西湖边建别墅时，他们很是惊讶。
1917年春，哈同夫妇游杭。此时吕公望已离职，继任者为北洋军阀杨善德。杨善德可是他们的“老朋友”了，还与哈同结成儿女亲家。因此，夫妇俩这次就亲自勘址来了。他们先看了岳庙附近，再看了金沙港，均因不能临湖而放弃。最后，相中了平湖秋月旁的一块地。经风水先生一测，是富贵之地，当场拍板。杨善德以官方出面，逼那块地旁的莲花庵、西湖春茶楼等搬迁，看看地方还是太小，就打桩3000根，硬是将临湖的水榭伸出湖面3米多。后面，沿马路竖起了两丈多高的围墙。
前一年吕公望回绝哈同的话是随口说说的吗？不。杭州不是通商口岸，当时政府确有明文规定“外国人不得在西湖置产”。因此在筑造过程中，杭州街头出现不少匿名帖，谴责督军勾结洋人，出卖天堂。杨善德是武人，动作很大，即派巡警四处侦查，工地四周步哨林立，闲人不得过往。一年不到，哈同的西湖别墅就顺利竣工。
为了避嫌，哈同夫妇将房产权做在养子“罗友良”名下，并取名为“罗苑”。但是，杭州人大多直统统称其为“哈同花园”。
1919年8月21日，哈同夫妇入新屋，行三跪九叩礼，就是《申报》所报道的情形。但由于触犯众怒，遭杭州市民反对，罗迦陵也不太敢来此居住。
8年后，1927年3月22日 ，《申报》消息：“今者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政治部留守处，即设于罗苑，记者往访政治部之某女士，得因畅览无余，临湖数阁，犹擅佳景。素抱闭关主义之罗苑，今乃以供军队之需，也梦想所不至也。”
罗苑，终被国民党军队收回。
【国立艺术院】 年租金仅一元银币
“西湖罗苑，侵占湖岸，并占徐烈士墓道，去年浙江克复后，经省政府决议，将罗苑没收，拨归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后更名为浙江大学）为研究院院舍，后国立艺术院，由中央指定办在浙江，当时该院即向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租用，业经订立租约……”
——摘自1928年9月1日《申报》
海外作家木心在《鱼丽之宴》里写道：“……每当春秋佳日，坐划子游西湖，温风拂面，波光耀目，那清秀恬静的白堤上，艺专学生正在写生，A字形的画架，白的画衣，芋叶般的调色板，安详涂几笔，退身看看，再上前，履及剑及，得心应手——在我的眼里，我的心中，这便是陆地神仙……”这个“艺专”，便是“国立艺术院”，后更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1927年，心心念念“以美育替代宗教”的蔡元培，在北伐的硝烟中，力排众议决定创建“国立艺术院”。他说：“人人充满占有欲，社会必战争不已，紊乱不堪，故必有创作欲，艺术以为调剂，才能和平。”
当初选址时，曾有五个备选地：南京、上海、杭州、庐山和青城山。据说，蔡先生的意思是：南京金粉气重，上海名利气重，庐山、青城山风景绝佳，然交通极不便利。于是，最终定在杭州。
蔡元培相中了西湖孤山平湖秋月边的罗苑。当时，罗苑已被省政府没收，拨归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后更名为浙江大学）为研究院院舍。隆冬时节，蔡元培带着27岁的校长林风眠，面会浙大校长蒋梦麟，商借罗苑。蔡元培时任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在教育界有着极强的号召力，蒋梦麟当然买账。双方谈妥租借事宜，每年仅象征性地付租金一元银币。
而此时，罗苑虽归浙大所有，但尚驻有第一军留守部队。书生斗不过军人，部队拖延多时不肯搬走，最后还是浙江省政府军事厅出面干预，才得以解决。
1928年1月26日，《新浙大事记》记道：“国立艺术院在杭州成立。院长林风眠，地址择在西湖孤山之阳的哈同花园罗苑。”
而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是在1928年4月10日补办的。当天，蔡元培偕夫人由南京来杭州，主持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典礼后，蔡元培有个令官方大跌眼镜之举：他同夫人没有下榻新新饭店，而是在葛岭脚下林风眠简陋的木房子里住了五天。他摆明了要为林风眠撑腰。之后，又将他的长女蔡威廉留在了该校教书。
正是由于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国立艺术院办得生气勃勃，成为中国美术界的摇篮。1929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这年秋天入学的新生特别多，有九十多名。这是以往的美术学校从未有过的盛况。老师们风华正茂，学生们意气风发。校内叫得上名字的公开社团，就有艺术运动社、音乐研究会、书画研究会、艺专剧社、一八艺社等22个。
音乐系的洪士铨说：“音乐系的教室在白堤靠外湖一侧，为罗苑中一长形普通平房，用六角形及圆形拱门隔成三个方块，除中间为通道外，两侧均为琴房，约六、七平方米，进了门第一个方块的左侧为钢琴课室兼基本系科教室，第三个方块右后侧为一个突出湖面的湖中亭，为小提琴课室，上课时，亭内琴声悦耳，亭下游艇荡来，艇上游人对于我们能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学习音乐叹为仙境。”
仅仅十年，国立艺专在罗苑播下的美学种子，一粒粒生根发芽，长成大树，成为新中国美学界的栋梁。
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艺专西迁内地。
【浙大宿舍】 罗苑的家庭生活
“哈同花园前租于艺专，现已收回，并租得艺专仓库数间……师范学院在哈同花园，文理工在大学路。”——摘自竺可桢日记1945年11月26日
桂花飘香时节，我与周黔生先生坐在梅鹤轩喝茶。桂花随风而下，飘落在茶杯里。
我们坐的地方，一颗大樟树浓荫铺地，茂密的枝干齐齐伸向湖面。周先生说，我小时候，这棵树没这么大，我家就住在这个位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浙江大学准备复员东归，竺可桢校长派人到杭州整顿校舍，将罗苑收回，贴上浙江大学封条。日后，三十多户浙大老师住进了罗苑。周家是其中的一户。
秋阳下，周先生带我自东往西回忆当年的罗苑。
最东边，即现在的月波亭，是孟宪承先生的家。亭子当家？不，当年这里是一幢独立的两层小楼。孟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学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他个子不高，平易近人。周先生小时候经常在湖埠头钓鱼，有时钓来的小鱼儿就送给孟师母的猫儿吃。
往西，就是现在的梅鹤轩，当时也是二层楼，住了好几户人家。现在梅鹤轩前的八角亭，当时也是二层小楼，不过房屋面积较小，多扇百叶窗朝向西湖。周先生的父亲周淮水曾住在这里。1949年4月，杭州气氛有些紧张。寄居在周淮水处的他表侄，在此被湖上来的流弹击中受伤。一个星期后即5月3日，杭州宣告解放。
周先生提醒我看八角亭的地砖，小方块，拼成花纹，是那种民国时期特有的带点西洋味又尚未完全西化的风格。周先生说，据他观察，这可能是唯一保存下来的罗苑地砖。
过去是临湖水榭，原来这里是平房，房屋一半伸出在湖面上，透过地板缝，可以看到下面的湖水。周先生全家回杭团聚后，就搬到这里居住。
再往西，就是现在的湖天一碧楼，这里仍保留了楼房格局。当时这里住了二十多户人家。
桂香浓郁逼人，而周先生的回忆已渐行渐远。
“我家旁边，有一个湖埠头，罗苑内人家淘米、洗菜都在湖埠头，引得鱼儿纷纷来争食。那时我经常在湖埠头钓鱼，小伢儿也就钓几根小鱼玩耍，鱼钩是自己用火钳将大头针弯出来的。有一回钓到一条汪刺鱼，用手一抓，鱼背上的鱼鳍戳得我手心出血。
“罗苑没有自来水，所有人家用水都是西湖水，水源近在咫尺，取之不尽，我家房屋突出于湖岸，可直接用水桶从窗外吊水，方便至极。罗苑对面的国立艺专，用水也是到罗苑的湖埠头来挑，每天清晨，好几个壮汉来回挑水，天热时赤膊上阵，露出宽广的肩膀和发达的肌肉，他们个个结实，健步如飞，为儒雅、柔情的罗苑带来一股阳刚之气。”
居住罗苑的孩子大多在里西湖小学读书。周先生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小学老师坐交通船去湖滨，当船行经罗苑前的湖面时，他与姐姐看见了船上的老师们，兴奋地连声呼叫“陈老师……”老师们开心地挥手回应。
罗苑的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既有楼台亭阁，也有开敞式大阳台和百叶窗。罗苑里的先生们平时着装有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类是西装革履；另一类是中山装或长衫。沈思岩和妻子杨增彗同为浙大音乐教师，常常在家里举办周末舞会。他们家是西式的，琴房兼客厅大约有30多平方米，地面是花色地砖，客厅外面宽敞的走廊也铺满花色地砖。每当周末傍晚，有沙发、桌子等家具搬到走廊上时，人们就知道今晚有舞会了。留声机是老式的，上方有一个金黄色大喇叭。走廊上，大人和小孩争相观望。
“每天，有校车上午送罗苑宿舍的老师们去刀茅巷校区上课，下午送回。车头上赫然四个大字‘浙江大学’，很气派。说起校车还有一件趣事，俞子夷先生长须长袍，平时只坐黄包车，每天，车夫准时在罗苑大门口等候俞先生。一天，他可能有事想早一点到学校，就去乘校车，校车刚启动，他让车夫过去喊司机等一下。哪知司机不理会，黄包车往左挡，汽车就往右开，黄包车往右挡，汽车就往左开，终究眼睁睁看着汽车扬长而去……”
我和周先生正聊着，旁边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按捺不住，插话说，“当时就是这样的，浙大的学生，穿着长袍，别个校徽，我们多少羡慕啦！那校徽是三角形的，紫红色，上面一只黄色的条纹鹰，最上面白色竖字‘浙大’。” 他一边说一边学着穿长袍的样子在桂花树下拉开架势，那样子引得我们和路人哈哈大笑。
倚靠在湖天一碧楼前面的平台石栏上，放眼望西湖，只见水光山色扑面而来，湖上游船点点，对面雷峰塔和吴山宛如仙境一般。我叹道：住在这个地方，今天想来多么不可思议啊。周先生说，六十多年了，一直忘不了这个地方，现在我还经常回来看看。
然而，罗苑的生活终有一天结束了。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当年寒假期间，罗苑的浙大老师们相继搬迁。周先生全家搬迁到之江校区。他还记得，搬家那天他与父亲坐在卡车上，母亲坐在驾驶室内，恋恋不舍地离开。罗苑大门内挂着一块牌子，上书“浙江大学罗苑宿舍”，门牌是孤山路18号。
和周黔生先生告别后，我又去了梅鹤楼看门窗上的雕刻。我发现有些拓片图案上有简介及落款，比如“适庐藏器”、“觉弥”。回家连夜翻查资料，适庐是王国维的同乡好友邹安，王国维从日本回乡后，一大家子要靠他养，邹安劝他到上海哈同花园落脚，不但衣食无忧，还可研究园内所收藏的多达1000余片的甲骨。王国维在哈同花园住了八年，全力于甲骨文金文古史的研究。综观其学术上的成就，以这一阶段最为辉煌。
至于觉弥，此人是哈同花园的大管家。他原名潘翥云，偶然发现自己与造字圣人仓颉同日出生，传说中仓颉姓姬，他就改姓姬，取名觉弥，且从此对文字学有了特殊兴趣。说服哈同夫妇在园中创办大学，收藏及出版经典图书，定期搞古物陈列。
难怪罗苑的建筑会刻上中国古代文化的印记，面对这些历史碎片，终于有了一点头绪。蹲在地上艰难地拍那些木雕时，边上卖棉花糖的人直冲我笑。他说他在这里三四年了，从没看到有人注意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可是三千余年的文化线索，是让国学大师沉醉终身的文化种子，是与斜对面“浙江省博物馆”相呼应的文化信息。
资料上说：1956年杭州市拆除哈同花园围墙，并扩建和改造了八角亭、湖天一碧楼和四面厅，这些一同组成了今天的平湖秋月景点，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财产。
如今，梅鹤轩终日游客喧哗，大厅里卖玉米棒、豆腐干、茶叶蛋、方便面，气味混杂。那些门窗，每天早上卸下来随便靠叠着，用麻绳一拦了事。门窗雕刻上，水渍、污渍、划痕到处都是，朝南的18扇，画面均已漫漶不清。其中一扇，后补的红色油漆已遮掉了部分墨绿色的拓片线条。
它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沦落的？在遗留下来为数不多的门窗间，那些古风神影，那些文化源头，我们真的已经漠然无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