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3岁的初恋，结束在16岁，1949年。

  我在60多岁时跨越半个地球找到了我的初恋情人，可是至今没有见面，现在他已经90岁了。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听我慢慢说。

  听到“空军”两个字，我的头“嗡”的一声，其他的话都听不见了……

  1993年，婆婆和丈夫病了10多年后相继去世，丈夫的妹妹感激我对他们的细心照顾，一定要邀请我去美国散心。

  说实话，我很不想去。感觉心气耗尽了。

  我刚刚重新捡起画笔，每周都要去学画。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他替我选的志向，我已经荒废了那么久，我要继续。

  没想到，签证特别顺利。1994年1月4日，我从上海飞往美国亚特兰大。

  在飞机上，感觉还像做梦一样，我居然要踏上美帝国主义的土地了。

  空姐送给每位乘客一个飞鹰小挂件的礼物。看到那个小飞鹰，我眼泪就出来了。他当年在笕桥航校上学，制服上佩戴的就是飞鹰标志。

  到达亚特兰大第二天，小妹妹请了一些华人朋友到家里来为我接风。

  来的客人中，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一口的北京话，是当年国民党的空军。听到“空军”两个字，我的头“嗡”的一声，其他的话都听不见了……我双手扶着桌子，汗水直往下流，脸色苍白。小妹妹以为我身体不舒服，她哪里知道我内心的翻江倒海啊。

  先是飞机上的“小飞鹰”，现在又是“空军”，我觉得不是巧合，是老天在暗示我，要我去找他。

  1946年认识他的时候，我才13岁多一点，他24岁。

  我现在一闭眼，脑子里都是他当年的样子，瘦瘦高高的，穿笔挺的空军制服，笑起来很儒雅。一开口，很好听的男中音，真的会迷死很多女孩子。

  我们恋爱了三年。在西湖边他给我讲故事，念诗词，我们到灵隐寺许愿，在葛岭定情，初阳台立下婚约……他握着我的手认真地发誓：让西湖的山山水水为我们作证，等我艺专毕业他就娶我。

  规划得很好的人生，却遭逢乱世。1949年，时局动乱，我们就失散了。

  他去了台湾，我留在杭州。

  这辈子可能都见不了了，但我就是忘不了他。

  中国有句古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只想知道他还在不在，在哪里？还有些疑问，想问问他，我们那三年到底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爱过我？

  我决定留在美国找他。

  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句英文不会，怎么在纽约生活？茫茫人海，怎么找？

  好多年，他老听到有个小女孩在耳朵边笑，那天我一笑，他惊呆了。

  我父亲是生意人。我母亲长得很美，喜欢交际。我们住在英士街（平海路），就是现在友好饭店的位置。

  我哥哥性格内向，整天埋头练琴，对什么都不关心。姐姐呢热衷时事，经常带很多同学到家里高谈阔论。我13岁个子已经满高了，但还是野小子一样，只知道玩。

  第一次见到他很有意思。我刚从西湖边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房间里坐得满满的，我床上也坐了个人，在翻我的速写本。

  我气得冲过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他力气很大，捉住我的手我就动不了了。

  看我狼狈的样子，大家哈哈大笑。为了解嘲，我也跟着哈哈大笑。

  他盯着我看，笑着说了句，呵，好厉害！

  我也傻了，就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样，好熟悉那双雾蒙蒙的眼睛。

  他叫虞维濂，是笕桥航校二十四期学员，入伍前是金陵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在北京出生，8岁随外交官父亲到南京，抗战时又到了四川。

  为了抗日，他投笔从戎，1944年12月在昆明入伍，然后到印度拉哈尔受训。抗战胜利后受命回笕桥重建航校。

  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他说，我在南京和印度都听到过你的笑声。

  大家起哄，说只有他还没女朋友，叫他赶紧追我。

  关于我的笑声，他后来又认真对我说过。好多年，他老听到有个小女孩在耳朵边笑，一直很困惑。那天我一笑，他惊呆了，原来一直听到的就是这个笑声。

  所以，他总认为遇见我，是冥冥中注定的。

  自从那次后，虞维濂周日便常常来找我玩，带我去逛书店。

  他喜欢念诗词给我听，有古人写的，也有他自己写的。

  1947年6月，他毕业分配到上海江湾空军第二大队当运输兵。每周给我写两封长信，他从不说热烈的话，总叫我好好读书，他会慢慢陪着我，耐心地等我长大。

  初中最后一年，我的成绩提高很快。他说你考国立艺专吧，我看你的素描挺有灵气的。

  就他一句话，那个暑假我参加艺专的两期补习班，没日没夜地画石膏像，每天都画得汗流浃背。

  考上艺专以后，我和虞维濂的关系更亲密了，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

  我真巴不得时间过得快一点，明天就能长大。

  上海火车站全是逃难的人，乱糟糟。火车开动了，他跟着火车跑了很久。

  1949年初，一会说开始和谈了。以为谈好了，又打起来了。学校里乱哄哄的，我姐姐离家出走，到四明山参加游击队去了。

  杭州大街上经常会有坦克开过，马路被压得破破烂烂的。

  他的信越来越少，1949年4月3日，我跑去上海找他，他不在。

  部队长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女朋友。话没说完我已经哭成泪人了。

  原来，我去的那天上午，虞维濂刚接到在西安驻防的任务。上午刚飞到西安就接到通知，要他第二天回上海报到。

  第二天下午，终于见到了三个月没有见面的他。他说一直在生病和出差，还做过一次手术，怕我担心，就没给我写信。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仗打得这么厉害，一想到自己有可能战死，而我连16岁都不到，他就没办法面对我。

  什么我都不在乎。去找他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清楚了，我一定要和他结婚，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他让我回杭州，请父母写一封亲笔委托信。我还未成年，有了这封信，他带着我就有礼有节，对双方父母和家庭都好交待。

  才过了三天，上海火车站已经全是逃难的人了，乱糟糟，挤得不行。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趟去杭州的火车，门根本打不开，里面的人拉，他在外面推，我才从窗户爬进去。

  火车开动了，他还跟着火车跑了很久。我哪里想得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人生有几个50年？听到他的声音，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扶着墙壁号啕大哭。

  那一幕恍若昨天，而我已经60岁了。在美国，很快我就找了份工作，到华人家庭里做管家。

  我一边打工一边想办法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哪里有一点线索，就跑去哪里找，用几个可怜的单词和人比比画画。

  可是，找了他一年多，一点进展都没有。我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记满了各条线索，寻找的过程，以及失望的原因。

  托人去台湾打听，查到的资料是“不知人在何处”。我反复琢磨这几个字的意思，最后得出结论：他应该还活着，只是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个结论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到了1995年底，终于有朋友反馈消息来说，虞维濂还活着，在加拿大。

  放下电话，我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整整10天，我都精神恍惚。

  我来美国已经两年了，护照也早就超期了。我没有去办延期手续，只要找到他我就回中国，以后也不会再来美国了。

  等了两个月，还没有更多的消息。我想起儿子有个同学在温哥华，马上给她写了封长信，告诉她我和虞维濂的故事，希望她能理解并帮助我。

  1996年2月7日下午两点钟，我正在画画，电话铃响了。

  对方说是虞维濂，问有没有一位叫茅君瑶的女士。

  50年啊，人生有几个50年？听到他的声音，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扶着墙壁号啕大哭。

  我们两个都在痛哭，他一边哭一边叫：小瑶不要哭，小瑶不要哭。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说话的语气，语调还和50年前一样温柔。我觉得自己又变成了那个13岁的小女孩。

  他说他一直在后悔，为什么当初那么食古不化，坚持要我回杭州去要一封托孤信。他对不起我。

  我说是我不好，当时为了劝父母留在杭州，耽误了去上海的时间。

  我们说说哭哭，哭哭说说，说了整整一个小时。

  晚上躺在床上，一个人疯子一样又哭又笑，老觉得像在做梦。

  直到第二天九点，他的电话又来了，我才相信这是真的，我没有做梦，我真的找到他了。

  那三个月时间，我们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每天一封长信，一个小时电话。

  他问我为什么一直不去上海？这是他一直想不通的事情。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需要我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去处理？

  这封信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维濂贤侄：我将小女君瑶托付给你……”

  1949年4月那一天，我从上海回到杭州，发现父母准备去香港，东西已经整理好了。

  我突然想起之前姐姐从四明山托人带来一封信，说如果发现父母要离开杭州，让我想尽办法留住他们。

  这件事情太突然了，我赶紧骑自行车去艺专找姐姐的好朋友曲庸。

  曲庸花了三天时间去找了一张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要保护、团结和发展，是朋友，不是敌人。

  我姐姐大概也希望我父亲这样的资本家能留下来，为新中国效力吧。

  4月17号晚上，父母经过几天几夜的考虑，终于决定留下来。

  18号早上，我请求外婆帮我向父亲讨那封委托信。

  父亲一听到他是个空军，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了。他说他发过誓，决不让自己的女儿嫁给军人。

  4月20号，广播突然播发消息说和谈破裂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傻了，我知道虞维濂在上海肯定也要疯了。他对和谈一直抱有很大的幻想。

  我急得直哭，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23号，我决定自己去求父亲，就算被他打死我也一定要去找虞维濂。

  父亲正在小客厅里收听广播，我冲进去跪在他面前大哭，求他成全我们。

  外婆也说如果父亲再不同意，我们祖孙两个就死在他面前。

  父亲看我这么坚决，流着泪冲上楼去。

  父亲写完信就出门去了。他让母亲转告我，不要再见他了。

  这封信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维濂贤侄：我将小女君瑶托付给你，望你善自待她，望至爱至深，白头偕老。茅仲复重托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走到天快黑了，还是没看到去上海的车。我实在走不动了，蹲在路基上痛哭。

  火车站人声鼎沸，乱作一团。售票台前的小门上贴着张纸条：沪杭线暂停，请勿再敲门。

  看到这10个字，我腿都软了，人直往下蹲。

  我在站台等了一个小时，不死心，又沿着铁路路基往前走。

  路基上都是带着大包小包逃难的人，他们都往杭州方向走，只有我一个人往北走。

  一直走到天快黑了，还是没看到去上海的车。我实在走不动了，蹲在路基上痛哭。等我走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双脚全是泡。我敲开门就倒下去了。

  我大病一场。真是不想活了。一直以来，他就是我的父亲、兄长和恋人，没有他，人生就没方向了，我也没灵魂了。

  后来又想，也许他没走呢，我死了就真的找不到他了。

  病好后，杭州再也待不下去，我辍学去了上海。

  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去了话剧院，后来又调到歌剧院。人家六点半起床练功，我四点半就起来了，很快就成主演了。

  被我苦劝留下来的父亲和母亲，结局很悲惨。

  父亲坐了牢，财产全部被没收。1950年，因病保外就医，死在家里。

  母亲去农场改造，最后得癌症死的。我觉得很对不起父母。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也是批斗的对象，经常被开喷气式飞机押上台。

  等运动都结束了，婆婆和丈夫又病了。那时候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要管孩子，又要忙工作，还要照顾婆婆和丈夫，两个医院分头跑。

  婆婆瘫痪在床，碗口大的褥疮我都给她护理好了。婆婆的病友，包括她的女儿都说，从来没见过我这么好的儿媳妇，比女儿都做得好。所以，他们一定要我去美国散心，这也是善报吧，不然我怎么找得到虞维濂。

  虞维濂看到我其中一张照片，骨瘦如柴，头发也快掉光了。他抱着那张照片痛哭，说他的小瑶受苦了，是他没照顾好我。

  这一生，我都是独自在给最亲的人送终，我的父母，我的外婆，我的婆婆，我的丈夫。等到给丈夫和婆婆都送了终，我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大半辈子都过去了。

  满温哥华去找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50年前，他给我写信就是用的蓝色信纸。

  为了证明他对我的爱，虞维濂给我寄来了1949年的飞行记录。上面详细记录了他每天飞往的目的地和时间。还有一张1976年到杭州找我的地图，上面我家的几处住址，他都画了圈。

  1949年4月底，他被派到台湾新竹驻防，从此就回不来了。除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他什么都没带。

  后来，他还飞过很多次大陆，就是再也没有飞到过杭州上空。

  在一次舞会上，他看见一个黑衣少女背影很像我。

  1954年，他33岁，娶了那个长得像我的护士。

  我很开心，因为我比他晚一年结婚，我没有失约。我和丈夫是同行，在工作上有很多共同语言。

  虞维濂说，想回大陆，当时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借他乡回故乡”。1974年，他移民加拿大，1976年回国过一次，专程去了杭州找我。他去派出所查，都说这家人早就散了，没有音讯。他又不敢登报找，怕害了我。对着西湖大喊了几声我的名字，哭了一场，带着遗憾回去了。

  分开的那些年，他用诗歌寄托对我的思念，那些诗他都寄到美国给我看。

  他还给我寄来了从小学到现在，不同时期几十张照片，说他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了。

  腿脚不方便，走路要用拐杖，还满温哥华去找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他当年是空军，50年前，他给我写信就是用的蓝色信纸。

  他说他现在的生活就是每天围着我转。

  我像一块久旱的土地逢甘露，尽情地享受着他的爱。

  我害怕，见了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大年纪，谁都经不起再折腾了。

  他坚持要来纽约看我，说让儿子陪他一起来。

  我坚决不同意。我们都那么大年纪了，能知道对方还活着，能证实曾经那三年刻骨的爱是真的，就够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太太真的太好太好了，居然能理解我们，支持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写信。

  我儿子也说，妈妈你能找到虞伯伯是好事，但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到别的人。

  他让我不要担心，他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合情合理，合天合地，反正我们是不能再分开了。

  我说不行，我害怕，见了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大年纪，谁都经不起再折腾了。

  你太太照顾你大半辈子了，我很感激她，她也爱你，我们不能伤害她。

  他考虑了几天，写信来，希望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以此来圆我们的梦。

  一个星期后，收到他寄来的提纲，密密麻麻的两万多字。那三年重要的日子，我们说过的重要的话，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提纲他一页页用胶水仔细粘起来，打开有好几米长。我把提纲贴在胸口，泪流满面。我再也不怀疑他对我的爱了。

  跟我联系上以后那三个月，他说内心翻江倒海，天天哭，眼睛也哭坏了。现在不敢太激动，一激动就头晕。提纲他是用放大镜趴在桌上写的，边写边哭。

  他嘱咐我，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名字就叫《西湖梦》，是我们两个人的梦，也是很多当时被迫离散的中国人的梦。失散了那么多年，我们都能找到对方，分开的两岸迟早也会统一的。

  那就写吧，反正这辈子我注定要听他的话，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又留下来，打算写完这本书就回国。我告诉他，这就当是我们不是婚礼的结婚礼物吧。

  他也慢慢冷静下来了，说从现在开始，我给你的信会减到一周两封，电话也是。等你回国，我是不可能再给你打电话了，我要让你慢慢习惯。

  他寄来头发和指甲，希望我走的时候能和我烧在一起，撒一部分到葛岭。

  我边写边哭，又重新经历了一次1946-1949。

  我写，他修改，好不容易写好了前三章。1997年4月，我接到儿子的信说要结婚了，请我回去主持婚礼。我才惊醒，我在美国已经三年多了。找他花了两年多时间，写我们的故事花了一年多时间。

  我说我要回去了。他在电话里哭，说分别47年，还没见面又要分开。

  他要我把上海的地址电话，还有三个最好朋友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他，万一把我丢掉，能马上再找回来。

  第二天他给我发来一封长信，信的开头就送我一首李白的诗：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他还寄来他的头发和指甲。我们生不能同床，死要同穴，希望我走的时候，他的头发和指甲能和我烧在一起。最好能把我们的骨灰撒一部分到葛岭，实在不行，像金庸小说里描写的一样，找个洞塞进去也行。

  为写这本书，又是10多年过去了。2008年，我把第一次自印本寄给他。

  从邮局给他寄书出来，刚到门口，我就心绞痛蹲地下了。心里一个大石头终于放下了一样。真的，为他死我都愿意。

  他收到书马上就来信了。他刚刚大病了一场，但还是认真地拿着放大镜仔细地改了他认为应该改的地方。

  现在，我们都更老了，我快80，他都90岁了，走路要靠双拐，心脏也装了起搏器。他哭得太多了，眼睛几乎失明。信也少了，大概一个月一封。信越写越短，字越写越大。

  每封信末尾他都会写：白云处处长随君。

  从我回来，我们再也没有通过电话。有时候真的很想很想听听他的声音，但我绝对不会给他打的。我们年纪都大了，他又有高血压，不能太激动。还是维持这种平静比较好。

  前段时间因为有点事情，我托他在重庆的弟媳给他打电话，打了几次家里都没人。我紧张得几个晚上都睡不着。他曾经告诉过我，如果三个月他没有来信，那就是他不在了。

  还好，他只是去医院做例行检查了，虚惊一场。

  上个星期刚接到他一封信，他说自己真的是很老了，每天打盹的时间比醒着的时间多，醒着的时候又大部分时间都在回忆以前的事情，只有以前的事情才会带给他快乐。

  我现在每天没事就看看他的信，好多信我都能背出来了。

  我们不能通电话，我只能从来信字迹的大小，工整程度去判断他的健康状况。

  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他能活一百岁，我也要活久一点，每天想想对方就觉得很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