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讲席”系列讲座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主办，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及青年研究者以多元的视野探析人文社科与艺术教育、艺术理论等多学科交流的重要议题，展现深入思考与独立研究的成果。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知讲席”旨在搭建起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平台，让人文学者与艺术教育、艺术理论的研究者相互启迪、相互借鉴，并通过实践和知识的相互交融，汇聚智慧与热情，探索创新的艺术教育方法和理论路径，以培养更具创造力、思辨力和人文关怀的艺术与艺术教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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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讲席-青年论坛」系列讲座

第二讲

        2023年12月4日下午，「行知讲席-青年论坛」系列讲座第二讲在象山校区9号楼409会议室举行。讲座分为「诗化实践与创世视野：浅析陶行知教育中的创造」、「‘国画民学’论的思想渊源——从黄宾虹与国粹学派之关系论起」上下两讲，分别由中国美术学院高等艺术教育研究方向博士王烁与跨媒体艺术学院由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张雯博士担任主讲，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教师刘亚蒂担任主持。

主持人：刘亚蒂

【一】

诗化实践与创世视野：浅析陶行知教育中的创造

        王烁博士的讲座从具体教育实践和整体社会事业格局的两个维度探讨“创造”之于陶行知教育的意义。讨论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在具体实践维度，陶行知通过创造将教育艺术化的倾向，形成了浪漫与现实间的张力与和谐，并发掘潜藏在其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动力。陶行知将“创造”作为超越困境的独特途径，带给现代艺术教育发展与实践的启示；

        二、从整体社会事业格局的维度而言，陶行知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中，将教育的“创造”视为具有“创世”性质的人类总体事业的视野，对当今艺术教育的启发。

        在讲座中，王烁博士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对陶行知及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的影响为切入点，她提到，中国传统思想中早有将自然界与社会政治联系的倾向，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法则传入国内后，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以及具体紧迫的现实需求下，各界都逐渐形成了将社会政治置于宇宙进化论整体框架中的趋势。

        于此，陶行知形成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并以此作为他教育实践与思想的重要底色。陶行知怀着将民族命运纳入进化论描述的人类乐观未来中的期待，形成了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之后终会迎来光明的底层信念。陶行知在进化论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影响下，激发出对自身历史责任与社会能量的自信，也由此产生了针对传统进行创新的底气，即追求从知识（器）到道德（道）的全面、彻底的新。

       陶行知教育中的创造与他对整个时代趋势的认识紧密相关。他认为自身处于“一个动的时代”，而教育应该与此相呼应。因此，陶行知提出了教育不是传递，不是继承，而是改造和创造，并强调教育的创造不仅是教育自身的创新，而要对社会更新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陶行知在“创造”问题上突出且独到之处在于以创造作为应对困难的方法。陶行知凭借着创造的力量从现实困境的泥潭中“超越”，在精神的天空中遨游一番后，回到地面将问题解决。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依靠“创造”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能量，并对之进行驾驭、转化。

       陶行知通过创造将教育艺术化的倾向，形成了浪漫和现实之间的张力与和谐，同时他力图使诗意突破文艺的范畴，转化为社会政治和公共事业的创造性动力，这也是他教育事业的突出特点。此外，他将教育视为具有创世性质的社会事业组成部分的观念，也可以为今天的艺术教育带来启示。

        陶行知以艺术境界为教育的最高追求，他在不遗余力地宣扬、践行教育是生活所原有、所自营、所必须的同时，坚持认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具体生活问题的解决都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只有臻于化境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在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中，由“创造”寄托着一种诗意的理想，并以创造“创世”，将教育和其他事业彻底打通、彼此成就，形成一种开放性的期待。

        王烁博士由“创造”的具体教育实践维度和整体社会事业格局剖析陶行知教育思想，以此引发“创造”之于当今艺术教育研究的意义的思考，希望重新审视“所有的艺术创造都是其他社会事业寻求突破的艺术化结晶，所有的社会事业亦是艺术创造的过程所激发的人之潜能的辉煌成果”这一命题。

【二】

‘国画民学’论的思想渊源

——从黄宾虹与国粹学派之关系论起

        “国画民学”的观点作为黄宾虹晚年提出的集大成之论，是一个“民学”-“君学”之谱系，如六艺中“书、数”为民学，“礼、乐、射、御”为君学，从这一看似无逻辑的论述中仍能抽丝剥茧出一个清晰的理论渊源，即他早年反满的国粹思想。

        张雯博士的论述‘国画民学’论的思想渊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黄宾虹与国粹学派，包括黄宾虹与国粹学派的结缘以及黄宾虹选择加入国粹学派的原因与必然性；第二部分讲述“君学-国学-民学”关系以及国粹学派对于君权的两种表述；第三部分阐述民学之“民”是谁及民学的革命性质。

        在谈到黄宾虹选择国粹学派的必然性时，国粹学派在当时的文化流派中，以反满革命为显著的号召，以“保存国学”为专门的志向，对黄宾虹这样地方士绅出身的文人来说，既契合其反满的革命意识，又满足其保存中国学术传统的愿望，他选择国粹学派也是情理之中的了。黄宾虹加入国学保存会这一事件，可以看做是他真正成为革命斗士的开端。确立了以“保存国粹”与“古学复兴”为核心思想的学术革命道路，并在此方向中以艺术救国为最终的手段。

        在讲述“君学-国学-民学”关系以及国粹学派对于君权的两种表述时，由“国粹保存”出发，谈到章太炎、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在“以国粹激励种性”的反满学术命题下创建“国学”-“君学”极端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即“君学”源于秦汉建立的君主专制，“国学”存于尚未被专制压抑的先秦诸子之学。黄宾虹仿效国粹学派将旧有的画学传统彻底两极化，以“民学”的立场不断遴选彰显民族性的“国粹”部分，意味着另一“君学”属性的部分被视为渣滓，这是极具破坏力的批判性行动。

        在讲到民学的革命性质时，张雯博士认为：在他们的革命观里，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相信伦理的力量，变革的是旧的君主政教，对于他们来说，这场革命必须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因此，黄宾虹的革命行动并不止局限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他所着意的绘画研究与创作同样也抱以引领思想文化的变革这一革命目的。从这个角度说，终其一生，革命并不曾远离他。绘画之于黄宾虹恰如佛学之于章太炎，文学之于鲁迅，虽然革命手段的形态不同，却都在试图解决华夏民族共同的危机，他们所倚仗的革命力量并非武装暴力，而是精神文明层面的文学、艺术等力量。

        “国学”、“古学”被要求具备集大成之义，国粹学派将儒学归入诸子学，有意实现真正的学术平等。“国画民学”论实则源于20世纪初国粹学派的“国学”观，由此为起点探究了黄宾虹在“古学复兴”策略下的“古学出于史官”论与“道艺一体”观这两种表述，从讲座中，我们较为系统的梳理并明晰了黄宾虹所倡导的“民学”之文化内涵与革命意义。

讲座现场